论儒学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联系0

论儒学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联系

从化市第三中学 罗美玲

摘要：促使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日

本儒学。儒学是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它自传入日本以来就一直是适应日本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变异，在日本的近代，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这种具有亲和力的文化形态被有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鼓吹和美化野蛮的侵略工具以及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日本军国主义 儒学 忠君爱国 天皇制度

儒学又称儒家思想，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为儒教。它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汉代起，儒学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渐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国大陆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一点是勿须怀疑的。东亚九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不同，各自对儒学的理解和接受的内容也会有所区别，但是其儒家文化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作为东亚的一国，日本自古以来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学是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儒学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能形成一个带有本国特色的完整体系，并长期成为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除朝鲜以外就是日本了。日本儒学，直到19世纪上半叶，在日本社会基本上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正像美国著名史学家赖肖尔所说：“日本人几乎完全像中国人和朝鲜人那样，成了彻头彻尾的孔教徒。”[1]

但是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儒家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日本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期间，儒学在日本经历了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批判，西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中期执政者关于文教方针和治国方略的选择，最终被确立为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并被保存下来，这表明了它对社会政治的极大适应性。但是，它与天皇绝对主义政权结合的结果，使其内涵的国家主义、忠孝的服从观等观念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并向着负面恶性地发展，结果成了日本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在日本的近代，儒学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儒学在日本的变异

以孔子为宗师的中国儒学，曾经给日本古代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是一种文化植入另一国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异。日本儒学和中国儒学是同源的，然而，日本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中国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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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儒学以“仁”为核心，日本儒学以“忠”为核心。“仁”就是“爱人”，这是孔子的解释，孔子的道德一切都是从“仁”出发的，“仁”的思想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核心。在中国，“义”、“礼”、“乐”、“道”、“德”等都是以“仁”为核心的。当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传入到日本以后，日本民族立即对此进行了改造，即按日本的社会文化需求，把“忠”作为日本儒学的核心。在中国儒家看来，“忠”是 “爱人”的积极表现，是指自己良心的诚实真挚。可是在日本，对于儒学，日本更强调的核心是“忠”。“忠”的基本含义通常在于完全献身于主人，即效忠主人，可以完全牺牲自己。所以日本武士为了“忠”可以做出违反人道的举动。作为武士道的楷模的，则是中国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江户时代，这些人物被认为是“本朝武士之鉴”，[2]他们为大义而淡看生死的精神受到武士的狂热推崇。忠的概念还与“家”和 “祖先”等家族主义的要素及天皇等国家主义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人普遍的伦理道德之一。

（二）儒学中固有的自由和民本进步思想因素发生了质变。孟子“有德者王”和“放伐”、“革命”思想到明治之后，几乎被完全抛弃，而代之以对天皇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忠诚。君臣关系已不再是中国儒学主张的有条件的君臣关系，而是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的单方面的无条件的忠诚。君即使不君，臣也不得不臣，被无条件地理解为孔孟的伦理法则，这也是近代日本喧嚣一时的“皇道”与“臣民之道”的思想得以风行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日本儒学将中国儒学和西方经营之道结合起来。中国儒学一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君子重义，小人重利”。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统治者都是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与中国儒学贱商的经济伦理观不同，日本儒学将中国儒学和西方经营之道结合起来，提出了追求利润，致力家业和“高产乃为善”的经济伦理观。一生创立了五百多家企业，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1年）曾说过：“我经常将《论语》看作是商业上的圣经。”[3]他借用西方近代的商业意识、经济思想，对孔子的“义、利”思想，尤其是对其中长期以来被中、日历代思想家曲解的“利”，作了认真的发掘，而且试图使明治时代的日本人从传统的轻利、鄙利思想的误区走出来，轻装上阵地投入到日本现代化的经济活动中去。

上述取舍变迁，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即它表明日本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选择、接受、排斥、消化和变形，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一标准就是“实利性”或者说是“有用性”。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则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以我为主，为我所用。[4]

二、日本近代儒学与军国主义的联系 正是因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儒学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的手段。儒学是如何与日本军国主义相结合的呢？就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日本近代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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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户时代的儒学与新型武士道的联系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它包括效忠君主、崇高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

儒学经由朝鲜传到日本大致始于5世纪，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江户时代，儒学受到异常的推崇，达到儒学的极盛时代。“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收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是古学派的先驱，是大儒林罗山的学生，他把维护道德的纯正视为武士的专职。在他的思想中，儒学的实践就是武士阶层的道德实践，因此，儒学被解释为一套实用的伦理准则，尤其是武士阶级的伦理准则。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君主”和“不顾身家”的思想，还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他们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5]

2、明治时代的儒学与天皇专制主义相结合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此情况下，儒学中的“忠孝”思想与天皇专制主义相结合，成为日本明治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之一。发展并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这个时期，宣扬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由报效国家来体现。明治政府还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方针，其中“士魂”指的就是武士之魂、武士的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的观念。 [6]“明治政府更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将武士道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7] （二）儒学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联系

1、儒学成了天皇政治集团御用的理论工具

儒学一方面显示其独特的社会功效，另一方面，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将儒学伦理作为巩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思想武器。在道德伦理上，发展了儒家君贵臣卑、君尊民贱的思想，将其变成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在君臣关系上，表现为臣民对天皇与将军的绝对服从与忠诚。儒学中的“忠君”思想，经明治天皇政治集团改造后变为其御用的理论工具。1890年10月30日由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规定：“以儒家为根本，以西洋哲学为参考”。当时，日本政府把《教育敕语》作为日本教育的总纲领，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标榜天皇具有最高的道德，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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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身。并明确规定“忠孝”思想是日本明治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之一。由此，儒学成了天皇政治集团御用的理论工具。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度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性的军国主义。

2、日本的皇国史观

复古神道的“皇国史观”认为日本的民族精神是“大和魂”（日本的灵魂），要求日本人保持真心，即“大和心”（日本的心）。日本为神国，日本是“日出之国”，“为世界之根本”，万世一系的天皇是天界最高神的后裔和其在人间的代表。[8]根据神道教义，忠君便是敬神，遵循天皇的旨意而献身便是履行神赋的使命。其实，自7世纪时期以来，儒学的“皇天假手于我”的“天命”观念就一直成为日本权力阶层统治权威的重要依据。在诸多天皇诏敕和法律条文中，天皇是以受命于“天”的天子身份出现的。[9]1882年，日本以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敕语》，第一次称军队为皇军，并把忠于天皇，即忠于国家作为军人的最高道德。儒家中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作为一种道德秩序稳定和发展开去了。1889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规定天皇“天皇万世”，“神圣不可侵犯”。从而使天皇的地位、权利及皇国观念法律化。 [10]日本国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对外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把自己当作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

3、儒家家族主义实质是家族国家观

儒家家族主义，崇尚以家庭为本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在家庭内就是要处理好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家庭或家族利益。

在日本的人口中，除了约1%的阿伊努族人外，其余99%以上都是大和民族，民族如此单一，在客观上加强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和作为一个单一大家庭的日本集体主义意识。为了统一国民思想，把儒学中的“忠孝”思想提出来，并在第二次国定的教科书教师用书中规定，“忠孝”应做如下说明：（1）在日本“忠孝一致不可分，对君尽忠即对父母尽孝”；（2）日本“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族，皇室为吾等国民之祖宗，忠孝一致实为吾国体之特色。”显然，通过灌输“国家是大家族”之观念达到培养对天皇及其对国家的忠诚心，就是明治末期形成的“家族国家观”。[11]

4、日本的民本主义是变相的国家主义

民本主义就是以民众为社会主体和以民众为发布施政基础与标准的政治伦理学说。“民本”一词来源于《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春秋谷梁传》：“民者君之本也”等语。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12]在日本，孟子的民本思想发生了变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发展成为君贵臣卑、君尊民贱的思想，万世一系的天皇是天界最高的神，忠于天皇就是忠于国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天皇，个人服从国家，已成为每个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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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在《教育敕语》中提倡“忠君爱国”的思想，为天皇而战，就是为国家而战，为此进行的战争是“圣战”。为天皇为国家献身的最终行为是死，是精神修养的最高表现。于是，“民本主义”的主旨不再是真正以民为本，注重民生，而是强调“社稷”观念，是一种变相的国家主义。

5、从儒教主义立场出发的变质的“王道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孟子所谓的王道，就是圣王实行的治国之道，其基本途径是道德教化，以德服人，以道德与仁为基础，实行国家的治理。霸道是相对王道而言的，就是霸主实行的治国之道，其基本途径是暴力强制，以力服人，以暴力和强制为手段，实现国家的治理。孟子所说的“王道”是“以德行仁”，“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但是前面讲述过，儒学固有的自由和民本思想因素在日本发生了质变。“有德者王”，“以德行仁”等几乎被完全抛弃。自从有实力与中国较劲之后，从来都是打着王道的旗子却耍着霸道的手段。所以，儒家王道思想在日本已经发生了质变，王道变成了霸道，就是“有实力，以力服人。”明治时期的维新开放的倡导者福泽谕吉就称“日本为东方魁首盟主”，应“争雄东亚”。为了实现充当“盟主”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东亚共荣圈”等，并称“这是大和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使国民和军队树立一种意识，即日本必须出兵，发挥军事作用，为“亚洲做军事贡献”。

三、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兴起的文化阐释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不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简单耦合，而是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保守主义。它外表披着保守主义的政治外壳，骨子里却怀有典型的民族主义理想。[13]

所谓“民族保守主义”，指以小泉为代表的当代占据日本政治舞台中心的主流派政治家普遍奉行的安邦立国的政治理念以及由此提出的政策路线和政治主张，即鼓吹恢复以天皇为核心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编写教科书等方式否认日本侵略历史，对日本民众进行以肯定日本近代侵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再教育；加强以首相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带有比较明显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同时通过改革社会经济体制维护资产阶级自由经济制度，改造资本主义国家。[14]

当代民族保守主义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在这里仅就民族保守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谈谈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倡导“忠魂不灭”的民族保守主义者

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可谓是当今民族保守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不顾舆论谴责，违背宪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靖国神社去参拜二战中的甲级战犯，并且是丝毫没有退意。为什么他可以如此大胆？不怕下台吗？其实，如果这只是小泉一个人的意志，他当然是不敢如此大胆，但是他所代表的是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意志，他参拜靖国神社是其对日本内外形势深入研究之后所做出的“明智”之举，是其所代表的当代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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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民族保守主义的集中体现。因此他的做法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日本政府的右冀分子坚持否认侵略的历史，并且多次修改历史教科书。以小泉为代表的民族保守主义分子认为神社里面恭奉的不是甲级战犯，而是“忠君爱国”的臣民，是“忠魂不灭”的英雄，这些人“忠于主君”、“不顾身家”，死得“光荣”。身为民族保守主义者，他们是超越理性，不辨是非曲直，甚至是掩饰过错，只是一味的倡导所谓的“忠君爱国”，为天皇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是“圣战”，在二战中死去的战犯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武士，他们最好的归宿就是靖国神社。

（二）日本武士文化和其产生的尚武传统依然存在

距离二战的结束已经有61年了，但作为一种存在了1500多年的文化，儒学在日本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吸取了儒学、佛教和神道教精神，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因为无论老民族保守主义者，还是新民族保守主义者，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日本武士文化和其产生的尚武传统。“尚武”教育的中心内容是武士道教育。日本是一个武士道国家，武士从镰仓幕府时代起就是日本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石，其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崇尚武力的象征。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说到：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忍不拔和具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捧着柔美秀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总是神情紧张地耸立在地球之颠。[15]

（三）鼓吹弘扬大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

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鼓吹大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其目的很明显，是想把神道皇国史观抬出来，而神道皇国史观所追求的国家观和世界观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民族保守主义鼓吹弘扬大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是借大和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旗号，使日本军国主义能浮出水面。一个集体，一个民族要团结起来，它必须要有一个领导者，执行领导大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的任务，很自然就落在了日本的精神领袖天皇的头上。于是民族保守主义者鼓吹恢复以天皇为核心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而这些体现在日本文化观念中就是：对团队的绝对服从和对个人的蔑视，这样就使日本个人非常需要团体有一个崇高的事业，高于个人的目标，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团体中才能找寻归属感和自我的价值，因此，甚至为了团体可以作出无畏的牺牲。这是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中绝对“忠”的观念的延续和放大。[16]对天皇的无条件的忠诚，在天皇的带领下，再创过去“辉煌的历史”，这些想法一直存在于大部分日本人的心中，因此日本人“忠君爱国”的使命是一致的，而且这种“精神凝聚力”是相当可怕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可是深有体会的。

（四）日本政府不断地向国家主义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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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家主义是和对天皇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忠于天皇就是忠于国家。在日本，儒学中的“忠君爱国”思想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忠君爱国”就是要服从国家，服从天皇。日本现在加强以小泉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就带有比较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他们“主张以政府为主导，旨在以实现政治大国和国事强国为目标，要求国民各安其分，无条件地爱国”这种国家主义体现于政体上，就是强调扩张政府权力，以使国家可以动员一切社会资源。而在精神上，则要求国民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自己。能使国民“无条件地爱国”和要求国民“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忠君爱国”的思想所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也许，1500多年前把儒学传入日本的王仁做梦也没有想到，儒学在日本竟会起到如此作用。

虽然二战已经过去61年了，但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一直没有被消灭，而且近年来有抬头的趋势。我们必须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自上台以来，不顾舆论的谴责，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至今没有一点退意，很明显，这是在向世人昭示：日本人不认二战的账，二战中的战犯是他们的民族英雄。近几年，日本不顾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对，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把侵略亚洲称为是“解放亚洲人民”，侵略中国是出自“自卫”。这些都显示出日本军国主义有抬头的趋势，我们要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要让历史重演。

儒学存在了2000多年，它自身包含了多种成分，它既有理论精华，也有思想糟粕。虽然在近代的日本，它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但是儒学作为一种存在了2000多年的思想体系，它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一种无形的价值，对于儒学在日本的影响，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

参考文献：

[1][美]赖肖尔著：《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2][5][7]杨绍先著：《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世界历史》1999版，第四期。 [3]姜林祥著：《儒学价值传统与现代化》，齐鲁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3页。 [4]王家骅著：《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选自《王家骅先生纪念文集》。 [6][8]石恒利 、冯荆育著：《论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记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光明网论文交流中心。 [9]王健著：《『神体儒用』的辨析》，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75页。 [10][11]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与文化课程组著：《日本文化与日本对外关系》。 [12]吴林根著：《孟子“民本思想”的真义及其现实意义》,《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4版，第五期

[13]《试论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 人民网日本版 ， 2004-12-17。 [14]蒋立峰著：《日本陷入“民族保守主义”》，环球时报，200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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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鲁恩·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6]《日本深层次的危险——来自文化》，大洋网大洋论坛，选自[海浪轻轻]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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