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养育了多少豪情万丈的赤子，到黄河的源头去一览清流奔涌，一泻千里，曾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快事 。但现在母
亲河的源头出现了断流，黄河也面临着成为无源之水的窘境。
近现代以来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被无情地蹂躏、践踏和玷污。母亲河的乳汁，正慢慢失去
养份;那滚滚东去的一江污水，诉说着母亲河的哀伤 ……
河流是缔造文明的血脉。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母亲河，传承着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华民族在古老的黄河流域，演出了一幕幕壮丽辉煌的剧目。母亲河有多少伤痕，中华民族就有多少伤痕，只有正视这些正在溃烂扩散的伤口，才有可能行动起来去疗治我们民族
的创伤 !
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总
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
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
的大河。
由于黄河的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主流在漫流区游荡，人们开始筑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成为高出两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根据有
文字记载，黄河曾经多次改道。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1128年至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摆动都在现行河道以南地区，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东坝头决口后，才改走现行河道，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由于黄河下游河道不断变迁改道，以及海侵、海退的变动影响，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长度及流域面积也在不断变化，这是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原始人类生存。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垦殖，适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黄土的特性，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繁衍。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
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展的，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过程。
早在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强大。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后人把黄帝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有黄帝宫，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
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 ，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 ，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
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古称汴梁，春秋时代魏惠王迁都大梁，北宋又在此建都，先后历时约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锛、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2000多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 ，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 ，也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
十分珍贵的遗产，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二
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历史悠久。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首推黄河流域的滮池(在今陕西省
咸阳西南)，《诗经》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
到了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公元前422年 ，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公元前246年，秦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合今280万亩)“泽卤之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
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朝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在渭河上
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
为了巩固边陲，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
地，开渠灌田，使大片荒漠变为绿州，赢得了“塞上江南”的赞誉。
为了保证长安、洛阳、开封等京都的供应，黄河中下游的水运开发历史也很悠久。
大禹治水的功绩，也包括治理黄河，大河上下，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神工”。春秋战国
以后，治河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史料。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已普遍修筑堤防。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提出“无曲防”的禁令，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堵口、修防。西汉时期，已专设有“河堤使者”、“河堤谒者”等官职，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专职防守河堤人员，约数千人，“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淇水口(今滑县西南)上下，黄河已成“地上河”，堤身“高四五丈”(约合9~11米)，堤防也很高。《史记·河渠书》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令“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亲率臣僚到现场参加堵口，说明黄河堵口已经是相当浩大的工程。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王景治河”，“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诏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景虽节省役费，然犹以百亿
计”。扼制了黄河南侵，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建都开封，当时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专管治河，沿河地方官员都重视河事，并在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加深了对黄河河情、水情的认识，
河工技术有很大进步，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在治黄
技术上有不少创新。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直接受命于朝廷。明末清初，治河事业有很大发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涌现了以潘季驯、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国政衰败，治河也陷于停滞状态。近代以李仪祉、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研究全面治理黄河的方略，
但受社会经协件制约，始终难有建树。
纵观治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所谓治河实际上只局限于黄河下游，而且主要是被动地防御洪灾。但是，悠久的治河历史，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为世界上其他河
流所罕见，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借鉴。
三
从194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治黄史册展开了新的篇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治黄事业。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离京外出巡视，首先就是视察黄河，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并谆谆嘱咐：“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以后又多次听取治黄工作汇报，对治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64年，他已经70多岁高龄，还一再提出要徒步策马，上溯黄河源，进行实地考察，念念不忘治理与开发黄河。周恩来总理更是直接领导治黄工作，从1949年前的
“反蒋治黄”斗争到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和三门峡工程建设，以及1958年大洪水的抗洪斗争等等，所有治黄工作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作出的。直到1976年，他已重病在身，还向去医院看望他的中央领导询问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情况，真是为
治黄事业鞠躬尽瘁，操尽了心。
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多次亲临黄河视察，听取治黄工作汇报，
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为搞好黄河的治理与开发，1950年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流域性机构，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领导，统一领导和管理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并直接管理黄河下游河南、山东两省的河防建设和防汛工作，两省的黄河河务局和沿河地、市、县的河务部门，既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的直属单位，又是各个省、地、市、县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这种条、块结合的独特体制，有利于组织沿河党、政、军、民团
结治河，有效地加强了河防管理，对保障黄河防洪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人民治黄事业，开始就注意调查研究，全面了解黄河河情，注重应用科学技术，搞好全面规划，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治黄。早在50年代初期，黄委会和有关部门就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测工作和科学考察，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基础资料。1954年初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直接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及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参加，组成黄河规划委员会，聘请苏联专家组，调集国内有关专家，集中力量，着手编制黄河治理开发规划。1954年10月底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审议通过，决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了规划的原则和
基本内容，并责成有关部门按时完成治理开发的第一期工程。
与历史上众多的治黄方略相比，“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特点是：(1)这个规划的编制是政府行为，批准后的规划就是指导治黄建设的依据；(2)统筹考虑全流域的治理与开发；(3)突出综合利用的原则；(4)对水和沙都要加以控制和利用。规划明确指出：“我们对于黄河所应采取的方针，就不是把水和泥沙送走，而是要对水和泥沙加以控制，加以利用。”第一，在黄河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和水库，拦洪、拦沙、调节水量、发电、灌溉。第二，主要在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展开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既防治了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也消除了下游水害的根源。规划对干流工程、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和上中下游的灌溉发展都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修建三门峡大水库拦洪拦沙，尽快解除下游水患的安排。规划的研究和编制，以及治理开发技术措施的拟定，既汲取了前人的治黄经验，又采用了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黄河规划，是治黄事业迈向新时代的一个鲜明标志，对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治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治黄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治黄工作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逐步深化了对黄河河情的认识。在治黄进程中，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黄河治理开发规划和建设安排作了一些重大的调整。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下达了《关于黄河治理开发现划修订任务书》，要求对黄河规划进行一次系统的修订，进一步推进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此后，黄委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流域内各省区相继开展了各项规划研究工作，通过反复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于1996年初完成了《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并于1997年经国家计委和水利部审查上报国务院。这个“规划纲要”，总结了人民治黄的实践经验，利用科学研究新成果，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今后进一步治理开发黄河的方向和重大措施，以及2010年前的治黄建设安排，
为治黄事业的发展绘制了一幅新的蓝图。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和支持治理黄河，重大治黄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及时付诸实施，有力地推进了治黄事业的发展。
以往的治河历史，主要是在下游修守堤防，单纯防洪。新中国的治黄工作，比过去有了质的飞跃。一开始就是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标本兼治，除害兴利，全面开展流域的治理开发，有计划地安排重大工程建设。中央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参加治黄工作，依靠科举技术进步治理黄河，无论是关于黄河问题的勘测研究，还是治黄建设的规模，都是以往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建设，黄河上中下游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开发，基本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蓄泄兼筹的防洪工程体系，建成了三门峡等干支流防洪水库和北金堤、东平湖等平原蓄滞洪工程，加高加固了下游两岸堤防，开展河道整治，逐步完善了非工程防洪措施，黄河的洪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防洪能力比过去显著提高。在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广泛开展了水土保持建设，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互配合，治坡与治沟并举办法，治理水土流失取得明显成效。截至1995年底，累计兴修梯田、条田、沟坝地等基本农田7755万亩，造林11802万亩，兴建治沟骨干工程854座，淤地坝10万余座，沟道防护及小型蓄水保土工程400多万处，一些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开始有所改善，输入黄河的泥沙逐步减少。依靠这些工程措施和广大军民的严密防守，连续50年黄河伏秋大汛没有发生洪水决溢的灾害，扭转了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保障了黄淮海广大平原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展。黄河的水资源在上中下游都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利用。流域内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总库容574亿立方米，引水工程4500处，黄河流域及下游引黄灌区的灌溉面积，由1950年的1200万亩发展到1995年的10700万亩，流域内河谷川地基本实现水利化，黄河供水范围还扩展到海河、淮河平原地区。在黄河干流上于1957年开工兴建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此后，相继建成了刘家峡、龙羊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三盛公、天桥等7座水利枢纽和水电站。目前正在建设小浪底、万家寨水利枢纽和李家峡、大峡水电站。已建在建的干流工程，总库容563亿立方米，发电装机容量900多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336亿千瓦时，约占黄河干流可开发水力资源的29%。这些水利水电工程，在防洪、防凌、减少河道淤积、灌溉、城市及工业供水、发电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促进了沿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治黄50年，除害兴利成效显著，取得了
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
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是关系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治理黄河，又是一项艰
巨复杂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全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的治理任务最为繁重。黄河流域西北紧临干旱的戈壁荒漠，流域内大部分地区也属干旱、半干旱区，北部有大片沙漠和风沙区，西部是高寒地带，中部是世界著名的黄土高原，干旱、风沙、水土流失灾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据目前的调查研究资料，流域内风力侵蚀严重的土地面积约11.7万平方公里，水力侵蚀面积约33.7万平方公里，通称水土流失面积45.4万平方公里。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多年平均来沙量达16亿吨，年最大来沙量达39亿吨，成为世界上泥沙最多的河流。上中游地区土壤侵蚀产生的大量泥沙不断输往下游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冲积塑造了黄淮海大平原。同时，黄河的频繁泛滥、改道又给下游平原地区造成巨大的灾难，黄河洪水威胁，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治理黄河，是防止荒漠化继续向东南扩张的前哨战，是改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再造山川秀美西北地区的重大措施，也是消除下游水患，保障广大平原地区经济、社会稳
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黄河流域又是资源丰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治理和开发黄河，对保证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河流域范围内总土地面积11.9亿亩(含内流区)，其中耕地约1.79亿亩，林地1.53亿亩， 牧草地4.19亿亩，宜于开垦的荒地约3000万亩。黄河下游现行河道洪泛可能影响范围的总土地面积1.8亿亩(12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1亿亩，虽然不在流域范围以内，但仍属黄河防洪保护区。据1991年的资料，流域内探明的矿产有114种，在全国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黄河流域有37种。具有全国
优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32%以上)的有稀土、石膏、玻璃用石英岩、铌、钼、煤、铝土矿、铝、耐火粘土等8种。其中，煤炭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己探明煤产地685处，保有储量占全国总数的46.5%，资源遍布沿黄各省区，而且具有品种齐全、煤质优良、埋藏浅、易开采等优点。石油、天然气资源也比较丰富，加上黄河干流的水力资源，实属全国的能
源富足地区，也是21世纪全国能源开发的重点地区。
黄河水少沙多，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约580亿立方米，只占全国总量的2%，水资源贫乏，对于西北、华北缺水地区，黄河水资源尤其宝贵，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按照全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发展规划，黄河上游沿黄地带和邻近地区，将进一步发展有色金属冶炼和能源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逐步建成开发西部地带的一个重要基地。黄河上中游能源富集地区，包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河南的广大区域，将逐步建成以煤、电、铝、化工等工业为重点的综合经济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炭和电力生产基地。同时要大力开展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黄河下游沿黄平原，仍然是全国工农业发展的重要基地。黄河的治理开发促进了黄河经济带的发展，沿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又对治理黄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黄河治理与开发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今后的治理任务还十分繁重。防治水土流失、消除下游水患、合理利用水资源等都需要进一步解决。客观情况也在不断发展，对黄河河情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深化。我们坚信，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消除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目标是能够实现
的。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
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以今天的河南省为核心，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 目录 简介 阶段 发源地 历史 相关书籍 简介 阶段 发源地 历史 相关书籍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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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 黄河文明 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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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据文献记载，他们的族团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早期文明。这时的社会是邦国林立，出现了城郭、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礼
制规范化。贫富分化，阶级产生，文化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这时的黄河文明处于大交融的形成时期，可以称为邦国文明，也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初级阶段。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河洛地区大体包括黄河与洛河交汇的内夹角洲、外夹角洲以及黄河北岸的晋南和豫北。河洛文化圈向西可伸入关中，向东可以达到豫东。在河洛文化圈内，不仅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而且还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都。考古发现了属于王朝性质的都邑有登封王城岗 原八方遗
碛口--触摸黄河文明
址 古城、新密新寨古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洹北商城以及在陕西和洛阳发现的西周、东周都城遗迹，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区。因此，河洛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文化，而且是延续约两千年的王都文化，是黄河文明最核心的载体。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权体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家机构，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文字，科学技术、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划时代的青铜文化闻名中外。在河洛文化周围出现了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通过交流、吸纳、融合，给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哲理丰富的《易经》等许多不朽之作。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
家等学派也如雨后春笋在河洛地区一齐涌向社会，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河洛文化为黄河文明充实了内容，输入了新鲜血液，文明的光芒照亮了亚洲的东方，不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望尘莫及，即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享有极高的声誉。[1] 黄河文明的兴盛期 黄河文明的兴盛期，是进入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阶段，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一千多年来，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帝都文化推动着全国科学文化大踏步前进。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汉承秦制，对这一重大文明创造进一步规范、完善和推广。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等学说，在历代王朝都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汉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源远流长，影响很大，他们对经学研究的成果，一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宋代的理学，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东汉首都洛阳，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以上，历经曹魏、西晋，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天象历法、农学、地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冶炼、陶瓷、酿造、纺织、造纸、活字印刷等科学技术，都创造了历史奇迹；汉赋、唐诗、宋词以及书法、绘画、雕塑等，都攀登上文化艺术的高峰；留传后世的各类史书浩如烟海，记载了古往今来王朝兴替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西汉时始于西安，东汉至隋唐时始于洛阳，西安、洛阳在当时是对外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的国际大都市，由此，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文明享誉世界。这就充分说明黄河文明的确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高度兴盛的黄河文明，其核心的确是在河洛文化范围内。 华夏文明的主体 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
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阳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丰镐、洛邑；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近年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所确定的四个重点即临汾的陶寺、郑州的古城寨、新寨和王城岗也在这里，《河图》、《洛书》和《易经》等被誉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元典、华夏文化重要纽带之一的汉字也产生在这里。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据姓氏专家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现在播迁在外特别是海外华人，多自称是“河洛郎”，并且前来寻根拜祖，河洛地区成为文化寻根和姓氏寻根的圣地。第三，大一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基因。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从邦国、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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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地
黄河之源为卡日曲，出自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麓，东流经四川入甘肃，过宁夏入内蒙古，穿行陕西、山西、河南，由山东北部而入渤海，全长5494公里，为中国仅次于长
体验碛口触摸黄河文明
江的第二大河。黄河分为三段，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口至河南孟律为中游；孟律以下为下游。黄河之源，有三条小河北支叫扎西、西支名曰古宗列曲，西南支便是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三曲汇为一道东流入星宿海。这条由冰封雪覆的高山中涌出的河水，清澈见底，潺潺有声，活泼得如同嬉戏的儿童，整天整夜唱着快乐的歌；黄河的上游穿行在高山峡谷之间，跌荡起伏，湍急回旋，水流依旧清冽；及至中游，河口至孟律，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大增，水色乃呈深黄，登高一望无垠的高原千万条沟壑如同黄土的巨龙，一齐拥入大河的怀抱，或者宛如千万条被硕大无明的推土机阵列拱动的土方，同时要推入大河筑起无数的堤坝。仿佛不是河水冲刷了黄土，而是黄土在亿万年里要天天掩埋河水。固执而又无羁的大河冲破一道道泥的堤、土的坝，一路扬波夹带着它俘虏的泥沙，自山西壶口飞流而下，震荡着天鼓，卷扬起罡风，隆隆复隆隆，昼夜不舍。直过孟律，地势平坦，华北平原展开胸怀抚揽着狂怒的河水。河水渐渐缓速，仿佛在作搏斗后的歇息。泥沙从怀中释落沉入河底，年年堆积，月月沉淤。于是两岸筑大堤，积年而增高，河底高于地面，黄河之水遂成地上之河，直如由天而来，奔向大海。
黄河自古多洪泛
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黄土高原早已是千沟万壑，无法计量的黄土涌入大河。而黄河输入量的多寡又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密切的关联。黄河几乎周期性地泛滥，一面夹带着泥沙，一面又造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正是在这片黄色的原野，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旱作农业文化，辉煌灿烂。黄河以她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民，成就了黄炎部族和其他部族文明的大融合，这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黄土，这水与土的关系是自
然界的地球化学过程，难言功过。这方水土培育了璀璨的文明，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进程。黄河的流变给了我们民族深邃而又辽远的启示和力量，成为我们精神的象征。黄河本身的秘密，比如洪泛的周期性，输沙量的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性，黄河历史上几次陡然的清澈之谜，以及治理黄河自古至今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长久地沉思。而黄河那奔流不息的江流给予我们民族胝励却是我们该永久张扬的奋斗不息的精神之旗。
沿着黄河走，在文明初始期的华夏大地上，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时的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正好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今日之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古老的两河，培育灌溉农业，也让文学与数学之树开始发芽生长。轮子的发明，将交流和贸易成为现实，楔形文字的出现让巴比伦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于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真
这里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正的城市。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单一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一旦灌溉条件失
去，古代文明也随之衰败，于是，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就掩埋在亘古的沙尘之中。
我们的古代文化则不然，那时候东亚季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如两河流城那样便于利用，却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下多种生态因子，为先民发明创造更高更复杂的利用自然条件的技术铺下了客观基础。黄河与长江都发源自崇山峻岭，而不是两河流城那平坦的原野。从山岩喷泄而出的江流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利用，而广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不致因为某个中心的衰落而全体消亡，因此，中华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断和持续发展就是客观的必然。
我们的黄河从古至春秋时代就一直在今天华北平原一带不断演出“龙摆尾”的话剧。频繁的改道、汛滥、形成大片的黄土原野为旱作农业提供了广袤肥沃而松软的土地，这一地带的气候也颇有规律，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于是，造宜黄土带生长、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的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既经历了自身长期的发展演变，又充分吸收了周围地带的文化精华， 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
古代文化遗存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地，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的冀南到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早期的代表就是陕西临潼的姜寨。面对姜寨村落遗址，会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一个古代先民群居的场所，把远古拉到你的面前。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关中、陇东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洞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人判断，齐家文化的下延可能已属奴隶社会。
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文化则自成系列，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一脉相承。有人说依旧是仰韶文化的支系，有人则说是南方良渚文化的影响，因为陶器和玉器的制作都有良渚文化的特色，更有人说，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独立的文化中心中的一个。
无论学者怎样指点古代的文化遗存，那些无声的文物都在为我们说明，在古代，那浩浩荡荡的黄河全流域的岸边、阶地活跃着我们先祖的身影，根据我国古史传说时代有关文献的研究，结合考古学文化推定，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可以看作是华夏诸族的文化遗存，而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则是属于东夷诸族的遗存。
历史传说
华夏诸族中最强有力的两个氏族便是黄帝与炎帝，而东夷诸族太、少、蚩尤是强大的中坚。炎帝发祥于陕西岐山之东的姜水河畔，部落沿渭水东下进入河南与东南部而达于山东，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
黄帝长于姬水之滨，由陕西北部率部达于河北涿鹿一带。东夷诸族处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山东、豫东、豫南、皖中地区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进入山东的炎帝与蚩尤部族发生战争，战败的炎帝求助于黄帝，黄炎两个部族结合起来，在涿鹿摆开了战场，同蚩尤厮杀。当时蚩尤部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冶铜技术，其文化当在黄炎部族之前，这一场古史传说时期的“涿鹿之战”直杀得天昏地暗。黄炎部落终于杀死了蚩尤，其部族一部分融入华夏，一部分南撤成为今日的南方诸族，另一部分则渡海而去。 其实，这场战争是中华文明
初始期的各地域、各支系文化的一及大冲撞、大融合，在古代没有信息传播媒介的情况下，迁徙争战，都是文化交融的手段。正是这场战争，使得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两种文化合而为一，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也融进中原文化之中，使这汇多种文化精华而成的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中心。很难说比中原龙山文化水平更高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冶铜术，乃至早期的符号文字不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夏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早期文明的核心，正是由于他融多种文化先进因素于一炉。因此，黄帝、炎帝、蚩尤都应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而给予永恒的崇敬。
公元前2000多年前，黄帝族后裔的一支：夏后氏崛起，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私有制产生的基础上，一次巨大的灾难，让我们的民族在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时代。一场仿佛由天而降的洪灾遍及中原,夏禹治水成功的故事成为中华民族永不湮灭的传说，借助这次治水的成就，夏部落最后一位经原始社会推举而出的部落联盟领袖禹，开始向建立第一个中国奴隶制社会夏王朝的历史进程前行。禹的威望和夏族较其他氏族先进的生产力都使禹成为事实上的各族首领。对那些阻碍夏族发展的势力如三苗，共工、禹都举兵征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的脚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阶级文明社会取代原始文明社会的钥匙就在他的手中，他正在揭开中华文明崭新的一页。那一年，据说在公元前21世纪，据今4000多年，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发生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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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安阳在河南之北，位于晋、冀、鲁、豫交会处，是中国七朝古都，中华第一都。中国的原始文明社会，是由许多血缘氏族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各部落的首领组成类似议事会的组织，民主推选出一位共同的领袖。他死后，根据他生前的提议，再民主推选新的领袖，
这便是史籍颇为称道的“禅让制”。尧、舜、禹，都是被这样推选出的贤主。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夏族部落耒耜的普通使用，水利设施的兴修，原始天文历法《夏小正》的制定和实行，都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私有制理所当然地发展起来，呼唤着新的社会制度。而冶铜业的初步形成，更为新的文明社会的到来铺下了物质的地基。
铜器的出现和使用
是人类史上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之一，有了铜器，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文明的殿堂。中国夏商青铜文化就是早期文明的代表，这些锈蚀斑驳的铜器，穿越4000多年的风云向后人展示远古的
皮筏子--黄河文明的活化石
荣光。大禹（即“伟大的禹”）是历史转折期的关键人物，他起初并没有把首领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沿袭旧制，拟将身后首领的座席禅让给东夷集团的伯益，但是，时迁事移，旧的禅让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情况，他死后诸部族的上层集团纷纷“去益而朝启”，拥戴启为领袖，于是启便取代伯益，自立为王，正式建立了夏王朝。自启至夏最后一个君王桀，共传13世，16王，大约存在了500年左右（有学者以禹为夏朝首位君王，若此则夏为14世、17王）。启之为王也并不和平顺利，先是伯益率东夷部队攻启，被夏启击。接着又与有扈氏争战，大败有扈氏于“甘”。夏启站稳了脚跟，便在钧台（今河南阳翟）大会诸侯，才获得了“诸侯”正式的承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脱胎于同旧势力的争战。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出世，便证明了这个历史的法则。夏的都城在哪里，传说纷纭：有说在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境内，又说夏的第14位帝王，十代孙帝廑时，
又迁都西河。夏朝之初，国家尚属雏型，有过几十年的动乱，夏启平弭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使文明的演进术未曾逆转。夏设“百官”，有牧正、庖正等官职，又打破了血缘关系，将全国划为九州，进行管理，颁布法律，建立军队，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发掘证实夏王朝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高的水平。夏桀，荒淫无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残暴的君王。在黄河下游崛起的商族在汤的率领下，推翻了夏的统治，把古代社会的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古老的部落
商族是黄河下游古老的部落，以鸟为图腾，始祖为契，曾是辅佐大禹治水的功臣。他的后人汤成为商族壮大兴盛的领袖。商汤率战车70乘，步率5000，西进伐桀。大败夏军于鸣条，占领了夏都，在亳地“践天子位”。亳，在今河南内黄县境内，位于安阳东南一隅，商朝中宗太戊时，正式建都于此。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621年。三代商王，在此经营86年。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即今安阳西北小屯村。这次迁都，将商王朝划分为前后（商、殷）两个时期，迁殷之后，商王朝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新的面貌。安阳真是个奇妙的地方，考古发掘出的文化遗存，让我们构想出昔日此地的辉煌。
安阳市文化遗址
安阳市北部的后岗，发掘出层次分明的三层文化遗址，最下层的是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彩陶文化，中层是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黑陶文化，上层则是距今三千年的小屯白陶文化，将历
千年鲁锦见证黄河文明
来争论不休的这三个文化孰先孰后的难题化解开来。而1928年对安阳小屯殷文化遗地的发掘，更有了震惊世界的发现。那些青铜器、玉器、牙雕骨器和贝币，向人们展示了三千年前一座繁华的古城，她的文明程度在当时应为世界之冠。甲骨文的发现，更让这繁华成为有文字史可证的往昔的真实。于是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在安阳这片沃土上渐次向我们展开。我们可以想象盘庚迁都的坚毅；武丁三年不语，一鸣惊人，促成商朝中兴的伟业；武丁之子祖庚为祭祀母亲而铸就的“司母戊大方鼎”，那乌亮的光泽永久地闪现着古代先民智慧与技巧的灵气；武丁的妻子妇好率千军征万里，驰骋沙场，开拓疆土。那郁郁葱葱的麦田里好像依旧回荡着她的马蹄声。当年那些用龟甲占卜的贞人，不会想到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自豪；那些曾在这里发号施令的十二代商王或许曾朦胧地意识到他们的名字会影响到后世，所以都在此修建了当时颇为庞大的陵墓。但真正永久地活在后人口里、手中的是“商人”的称号。由于商殷交换业颇为发达，甚至可能已经有了最早的金属贝币用于流通，所以，周灭商后保留了殷人的交换业特长，凡专门从事交换业的人就称之为“商人”有学者认为“商人”、“商品”、“商店”等概念，就是从殷商遗民从事交换业而来，流传至今。
殷商
的历法也颇发达，天干、地支，六十甲子，一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的历法就起于商殷，还有编制整齐的多声部乐队，演奏优美的音乐，可惜，我们已经无法聆听到了。不过，在河南舞阳的贾湖地区，出土了早于殷商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距今8500-7600年，其年代早于仰韶文化）其中一支有7个孔和一个调音孔，用现代手段测量结果，该笛竞能吹奏以C为宫（即1C调）的七声古音阶（1234567i）或以G为宫（1G调）的七声新音阶（1234567i），用它演奏河北民歌《小白菜》，音质音色都颇为动听，由此可以想象，殷时的乐器能奏出怎样美妙的乐曲。舞阳贾湖地区真是我们的宝地，它还捧出了契刻文字，正是殷商甲骨文的前身，将中国文明史上推 至距今7000至8000年，真
是功德无量。殷商传至纣，又在沫邑（今河南洪县）建陪都，朝朝歌舞、夜夜恣意，于是沫邑又更名为朝歌。于今，酒池肉林之遗址，杀害忠良比干的摘心台旧迹及纣王自焚的鹿台旧地犹在阳光下细数他的罪恶。周灭商，殷都夷为平地，加上洪水湮没，300年王城荡然无存。往昔的楼阁殿阙坍圯散落，笙歌艳舞化为云烟，文物起于地下，兴盛埋进废墟。安阳小屯村称之为“殷墟”倒也名符其实。
春秋战国时
，安阳几经变迁，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大将王翦重修安阳城墙，今日的安阳正始于那时，距今也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此后，项羽曾在此大败秦将章邯订立城上之盟；曹魏建都邺城，即今距安阳北去45里的邺镇。著名的西门豹曾为此地之令，而曹操父子（曹丕、曹植）在此地又成为文坛主将，经营起史称“建安文学”的文学集团让邺城——安阳，又以独有的文学之光闪耀在中国历史上。魏晋之后，安阳地区、邺城先后是五朝都城，以后地位渐渐衰败。七朝旧都仿佛在历史上睡去了。直至宋朝，安阳又再度辉煌，不过，是以著名的洹河流域瓷窑的发展为标志。宋瓷那柔润晶莹的光泽，穿透近千年的风尘，幽幽发亮，成为今天的至宝。安阳地区人杰辈出，代有俊雄，战国时诸子之一的鬼谷子（王蝉）在此办学。韩琦、岳飞是安阳的骄傲，神医扁鹊虽不是此地人（扁鹊是河北保定任丘县人）却将自己的身体埋藏在安阳汤阴县伏道村南，成为安阳的光荣之一。隋末唐初，义军蜂起，安阳滑县瓦岗寨成为义军中心之一，一部《隋唐演义》在评书艺人的口中将义军和安阳的名字传布于街头巷尾。而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皇帝梦破灭后，也葬于洹上在安阳留下了他的坟墓——袁林，给安阳添上块耻辱的伤疤。于今，安阳古迹遍地，寺观多多，犹如苍劲的大树挺立在豫北大地。或许是她负载的历史太久太厚，以至于今日的安阳不得不面临一个沉重的话题：怎样让古代文明的光芒融进今日的灿烂星光之中，再造一次更新的辉煌。
最佳答案
大汶口文化 石家河文化 中原龙山文化 中原文化 江汉文化 大溪文化 仰韶文化 马家窟文化
黄河水和黄河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古老的黄河流域，演出了一幕幕壮丽辉煌的剧目，回报母亲河的养育之恩。
150万年前西候度猿人在现今山西省黄河边的芮城县境内出现，其后，100万年前的兰田猿人和30万年前的大荔猿人在黄河岸边取鱼狩猎，生活繁衍，继续为黄河文明的诞生默默耕耘。
7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3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奏响了古老黄河文明的序曲。
距今10000－7000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7000－37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3700－2700年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和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铁器文化遗址等几乎遍布黄河流域。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中心。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创造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他们拉开了黄河文明发展的序幕。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统领着中华民族把古代黄河文明推向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顶峰。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唐诗、宋词、元曲是黄河文明中闪闪发光的瑰宝，发明创造和科学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
最佳答案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猿人\"--古猿人的头盖骨、牙齿和上下颌骨，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已有八十万年的历史。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人\"，距今也有二十万年。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及其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发现的洞穴遗址，都在五万年以上。在这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经过艰苦的劳动，既发展了人类的体质形态，又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他 们不但发明了火，能够制造粗糙的石器、骨器，而且经过不断的实践，学会了钻磨技术，能够从事狩猎、捕鱼了。我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人口急剧增加 ，生产和文化都有了飞跃发展。1920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许多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锄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缝纫用的骨针，也有彩色陶器，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仰韶文化延续达千年以上，早期距今已六千年左右了。考古工作者经过广泛挖掘，发现从青海、甘肃一直到陕西、山西、河南，到处都分布有仰韶文化的遗址。1953年开始在西安市发现的半坡村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当时，半坡人已经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懂得了纺线织布，创造了规模较大的草泥土木结构的茅屋，挖掘了储藏粮食的窖穴。围绕居住区构筑了深、宽5~6米，长300多米的大量 围沟，改变了穴居野处原始状态。制陶工艺已经相当发达，
在出土的陶器中，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陶器和制作精美彩陶，陶面上的动物图案栩栩如生，反映了远古人民的艺术才能。在彩陶上还有一些刻划符号，很可能就是我国的原始文字。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已处于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了，父权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开始出现。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时期的面貌。据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考查，在山东省的黄河南北，都陆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踪迹，其年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后期可能延续得更晚一些。从发掘情况看，这时的生产工具已有了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都用硬度极高的石料制成，有的还用了硬度11度的蛋白石。在发掘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随葬的玉制装饰品，饮酒器具和精致的象牙雕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一号墓里，有一年孔雀绿色的骨凿，据测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铜，很可能当时已懂得用铜了。另外，从大汶口墓葬还可以看出：那时已出现了较多的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墓的规模有大有小，随葬品的多寡极为悬殊。这种情况在仰韶期的墓葬中是少见的，说明社会已过渡到以父系为中心的时代，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了。
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原始公社瓦解，夏禹的儿子打破过去的\"禅让\"制，继承了禹的王位，建立了世袭的奴隶制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夏王朝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大致活动于以河南、山西、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奴隶制虽然破坏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和平等关系，但是打破了以往狡隘的氏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社会分工，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创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从近几年来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的发掘看，至迟在夏代晚期就已经有了青铜器，夏代早期很可能是红铜时代了。冶铜业的出现，使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开来，标志着古代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约在三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
建立了。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种族奴隶制国家，千百万奴隶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更大发展，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据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谓\"商汤居毫\"的亳地。在这里，除发现了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商代早期都邑和规模宏伟的宫室遗迹外，还掘出了一批铜渣、坩锅片和铜镞（箭头）、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铜铃等器物，经鉴定均为青铜制品。这证明商初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已广泛使用了青铜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头方面也应用了青铜，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化中是很少见的。在河南郑州，曾发现商代早期的另一遗址，其中有制陶场、制骨场、制铜场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并有不少金饰品、玉石、玛瑙、贝壳、青铜制品出土。此外还发现了上釉的陶器和古老的商代城墙，为研究我国原始陶器的产生和古代城池的构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中期国王盘庚迁殷以后，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是不可胜计的。这里的\"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另一件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
在商代，以往一直认为是只有青铜器而无铁器的。但是，近年在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发现铁刃青铜钺，却打破了这一论断。据初步研究，这件兵器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至13世纪的一座墓葬，青铜钺的刃部是熟铁。黄河当时是经过藁城东面从天津附近入海的。这一武器的发现，说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商代奴隶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也
已懂得用铁了。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成了一项重要的新兴手工业，各诸侯国相继使用了铁制生产工具，把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城市经济繁荣起来。秦国的咸阳，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都成了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临淄甚至达到了二十多万人的巨大规模。思想文化生活这时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创造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根据史书记载，在汉代，人们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制成了用来测量天象和测验地震方向的\"浑天仪\"、\"侯风地动仪\"。隋代创造出印刷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对世界文明有巨大影响的指南针和火药也早在11世纪以前就广为传播。1957年陕西省出土的\"灞桥纸\"，经考古工作者判定，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遗物，比史书记载的东汉蔡伦造纸还早二百多年。
同时，城市建筑的规模更为壮观：几代帝都的长安，西汉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通巴蜀西达西域的枢纽，城市范围比西方同时期著名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唐时长安城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人口一百九十六万，街衢市坊井然有序，其规模之宏伟，尤为中外所称道。北宋时的东京（今开封），城周五十多里，汴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穿城而过，是中古时期十分繁华的都会。今天，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建筑雄伟、景色绮丽、舟船云集、车马竞驰的风貌。
在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除从事生产劳动外，还筑长城，开运河，修渠道，营造宫殿、寺院、陵墓，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设。一直到现在，黄河流域的地上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建筑和艺术宝库。宁夏的秦渠、汉渠、唐徕渠，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河南登封的北魏嵩岳寺塔，开封的宋代铁塔，洛阳的东汉白马寺，山西的唐代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陕西的秦始皇陵和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的石佛和甘肃麦积山的泥塑像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术水平，杰出的艺术成就。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俑抗，出土身高1.8米左右的大型武士俑五百八十件，和真马大小相似，拖有战车的陶马二十四匹。俑坑总面积约12000多平方米，埋藏各种陶俑约六千件，还有大批实用兵器，坑内马俑排列整齐，气势宏伟；武士俑身穿铠甲，意气昂扬。这种雄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始皇兵强马壮、横扫六国的壮丽图景，是非常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些兵马俑的雕塑制作，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古称汴梁，春秋时代魏惠王迁都大梁，北宋又在此建都，先后历时约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锛、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的时间要比
欧洲各国早2000多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也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满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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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河的十分复杂，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黄河应该是一个性的课题。本文试图针对黄河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的一些问题，由社会层面向技术层面进行审视和思考，着眼于研究视角而不是解决问题。思考的基点是：黄河需要长治久安。长治久安首先是国家意志应得到充分的体现。长治久安是一个过程，只有长治才有可能久安；黄河的稳定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充分体现社会的进步、的和生产力水平；治理黄河要与时俱进。以往治黄主要体现的是人与的斗争，现实黄河问题的解决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更多地表现出人类战胜自己的能力。
关键词：黄河 问题 治理 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既未从事过治黄专业技术方面的研究，也未从事工程技术实践工作。本文仅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黄河的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与中华民族的相终始的。早在大禹治水的，以抵御黄河水害为标志，先民们就已经树立了强烈而持久的水患意识，治理黄河成为古代人民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缩影。九曲黄河百折不回，是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精神的象征；数千年治理黄河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奋斗、智慧和能力的真实写照。古代形成的治河
思想和大量典籍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黄河的水患、变迁和水资源的利用等问题，萦怀于历代统治者，甚或决定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治理黄河一向是国家意志的有力体现，黄河的长治久安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不懈的追求与期盼。
黄河这个“中国之忧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一方面人民治黄的伟大成就，使洪水为害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和缓和；黄河正在用其有限的径流量，以极大的限度支撑着中国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资源用水防线。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黄河总的自然形态和基本演变的不可主导性，洪水问题并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特别是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稳定，水灾害的内涵、特点和意义亦有新的变化。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水资源保障供给矛盾的涌现，又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都潜在并产生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今日黄河之忧患，表现的是它可贵的贡献之后对人类的自然索取和迫切期望。黄河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决不只是某一领域的问题，蕴含着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课题。
黄河需要长治久安，因为黄河的稳定是区域稳定的前提。翻开中国地图，很容易发现黄河的位置。审视一下黄河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可能影响到的区域，大概正是中国的东南部与西北部的交汇地区，即中国经济文化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间的过渡区，这种地理位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黄河在这一区域的兴利，将转化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又将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产生一种“屏障”效应，这对实现国家西部开发的发展战略是极为不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中，到21世纪中期，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江河治理开发程度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黄河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体现出现代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
一、关于黄河防洪问题
防御黄河洪水无论过去或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黄河问题中第一位的问题。黄河洪水灾害主要是在下游。70余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几乎全部集中于黄河的中上游，而下游是一条上宽下窄、绵延八百公里的“悬河”，这种河流形态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大江大河中仅有的。洪水在短时间内大流量、强冲力、长距离由平原地区“悬河”入海，十余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数千万人口面临可能的灭顶之灾，其防洪难度及任务的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洪水，泛滥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是其他河流洪水不可比拟的。1938年花园口扒决形成的黄泛区，至今仍是中国贫困的地区之一。对黄河洪水灾害的评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如对人文环境、社会进步、政权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影响的研究等。单纯以经济的、区域的观点进行和判断是很不够的。
黄河下游防洪存在的问题较多，最现实的问题首先是要对中常洪水进行再认识。所谓中常洪水，是一个从预见期上界定的概念，表现为流量特征上区别于大洪水和中小洪水。中常洪水对黄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输沙入海、冲蚀河道和稳定河槽；二是下游补源，满足环境和生态用水需求。从历史上来看，黄河下游每一个大的河道演变周期，都是一个河道逐渐淤高、河口抬高延伸的过程，也是纵向比降趋缓而横向比降增大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孕育了非常洪水发生河道变迁、中常洪水三年二决泛滥的结果。现行河道维持100多年后，长时期安澜的今天，1996年8月中常洪水情况下出现的下游异常高水位和行洪过程，提醒人们应当对中常洪水进行重新认识。中常不常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仅仅以预见期和流量界定、区别和认识黄河可能发生的洪水是不客观的，相对而言水位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游荡性河道内洪水小流量、高水位漫滩可能无序性演进，河道工程功能大大减弱，进而出现河势急剧变化危及堤防安全。因此，对黄河洪水尤其是中常洪水不能只进行一般意义的水文分析。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建立起高效、精确的监控体系，对河道形态时空变化、洪水演进等实施即时监测和控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其次是通过对中常洪水的再认识，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对黄河下游构成威胁的已经主要不是大洪水而是高水位。因此，对非常洪水和中常洪水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小浪底水库防洪效益与运用方式等相关问题，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再认识。特别是中常洪水可能出现的问题，使我们对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非常洪水以往的概念和意义，显然需要有新的理解和评价。
三是分滞洪的问题。分滞洪区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在与洪水抗争中的能动性和策略性，并已为防洪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人类与洪水的斗争也是人与自然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黄河分滞洪区（包括滩区）日益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愈来愈让人不得不思考这一能动的策略性防洪措施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仍将运用分滞洪区。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牺牲某一区域长远的、整体和根本的利益，与长治久安的概念是越来越不相称的，发展地看不应是首选的策略。因而积极谋求新的策略和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二、关于黄河下游改道
河道稳定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前提，也是实施治黄策略的先决条件。伴随着洪水泛滥下游发生改道的可能性，是谋求长治久安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比较乐观和一致的看法是现行河道还可以维持几十年时间，如果考虑到中游水库的拦淤调控运用，尤其是进行的调水调沙实践，现行河道稳定百年似乎是可能的。人民治黄半个多世纪以来进步、稳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特别是战胜1958年和1982年实测大洪水的成功实践和较完备的工程体系，以及可依赖的国家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下游河道可以维持百年稳定的观点是成立的。考虑到黄河下游河道“悬河”善徙、上宽下窄以及比降和输沙能力不平衡等河道变迁因素，短时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之滩区人类活动等因素，现行河道维持百年稳定无疑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程。而脆弱的百年稳定与长治久安
也未必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对黄河下游改道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应当是共识：即黄河下游改道指的是下游河道某一基点开始，长时间较为稳定的流路变迁，并对相关区域的地理社会环境产生显著。由此我们想到河口三角洲的流路问题，它是针对黄河入海问题而提出的。黄河与其他入海河流不同，多沙特性决定了河道在三角洲地区因淤积抬高周期性地变化频繁。黄河三角洲的面积和河道长度在增加，河道变化的起点也极可能上延。河口抬高是河道变迁的主要诱因之一，河口地区的河道演变是整个下游河道变化的反射，并对下游河道整体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时期或地看，黄河河口地区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与目前本地区的环境、资源性和社会发展形成的矛盾，决定了黄河河口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流路概念所能容纳了的。对河口的治理，不能只从河口流路这一专业层面去认识。若把河口流路问题上升为下游改道层次加以认识，由此得出黄河下游潜在着较大改道可能性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对黄河下游改道可能性的，令我们至少应增强治黄的紧迫感，并表现出更大的能动性。
三、关于黄河泥沙问题
黄河为害的根本症结是泥沙问题。异常的泥沙含量和淤积、冲蚀，不仅给防洪带来极大的困难，大大加重了洪水灾害后果，长期的河道淤积又构成了下游改道的可能性。同时也给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许多问题。目前黄河泥沙的处理主要的还是依靠河水（主要是洪水）携沙入海，这显然是以浪费大量可贵的水资源为代价的。已付诸实施的工程和技术措施，包括水库拦沙、放淤改土、淤筑堤背和挖沙疏浚等，只能是延缓泥沙的河道淤积。泥沙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或控制，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
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治理，是一项恢宏而艰巨的国土
整治、生态环境工程，因其直接减少泥沙入黄而成为治黄体系中的治本部分，受到治黄的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的工程、生物和农业等措施是相辅相成的，但工程措施有着更直接现实的、基础性的意义。遍布黄土高原的大小水库和坝系等，不仅直接拦蓄泥沙、改变微观地貌，而且直接改善微观生态环境，保证生物和农业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强烈的重力侵蚀状态下，非工程措施显得更为苍白无力；粗沙多沙来源区因人口和环境因素，水土保持治理更有赖于工程措施。可见无论是从国土整治生态建设出发，还是从水土保持减少入黄泥沙来看，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都应是第一位的。这并不否认生物等措施的最终根本性的作用和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经济效益对水土保持的反作用会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我国进入WTO后农业的变化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应进行专题。尽管水土保持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效，入黄泥沙也有明显的减少，然而水土保持巨大的经济和投入，特别是缓慢的时效性、复杂的历史社会、人文背景因素，不能不令人感受到黄河问题的复杂与深沉。黄河不可能变清，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开始于地质时期，黄河演变的背后是自然的演变过程；黄河不需要变清，通过水土保持配合水沙调节实现有效的控制，对黄河而言也许就是治本的唯一途径。
黄河水少沙多的观点，开始是从输沙减淤的角度分析得出的。进而又提出了外流域调水输沙和调水调沙的设想，目的是控制处理泥沙，消除或延缓泥沙在下游河道的淤积。长远考虑，通过南水北调增加黄河水量，更加有利于调水调沙提高黄河干流输沙能力。目前从外流域调水，显然没有利用黄河自身调节解决输沙问题更为现实和经济。调水调沙应当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广义上讲，人为径流变化形成的河道良性水沙运动过程都属于调水调沙的范畴。即将实施的调水调沙应当是狭义的概念，即为调沙而调水，是对水沙运动直接能动的反映。这一是要以牺牲相当量的宝贵的黄河水资源为代价；二是对下游河道整治工程有很大的依赖性。综合分析，调水调沙要做到四个同时：一是调水调沙要同时兼顾到下游及河口生态和社会用水等，为调沙而调水不应是一个孤立的实践过程。二是调水调沙要与河道整治工程规划和调整同时进行。调水调沙河床与水沙演变规律应在一定的河道整
治工程作用范围内呈现，否则，调沙只能是简单的输沙尝试过程。三是调水调沙要与下游特别是河口地区的主动疏浚导流同时进行。下游的疏浚特别是河口的疏浚，对调水调沙实践有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四是远期南水北调参与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方式和有关技术问题，要同时提前进行研究。调水调沙不是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唯一的手段。我们需要的应是：宏观上目的性很强、微观上多目标的、综合有效的调水调沙措施，亦即科学化、系统化的调水调沙实践。
四、关于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问题
前边已经谈到，最早设想从外流域调水解决黄河水少沙多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从长江上游调水入黄河，即相当于现在的西线南水北调。目前的南水北调已经成为国家调整南北方水资源不平衡，解决北方地区缺水状况的一个长期战略性规划。试想，如果黄河的年径流总量能够增加一倍（相当于长江的十分之一），即由现在的500多亿立方米增加到1000亿立方米以上，那么南水北调规划也许就要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现在南水北调的前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水资源的供应不足，也意味着南水到达黄河也就完成了北调，事实上西线南水北调正是这样一个概念。
承认黄河与南水北调以上的关系，就不能把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加以理解。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直接入黄，而东、中线工程也不是“穿黄”而是“会黄”。首先是南水北调与黄河的互相调节和补位。目前承担黄河下游调洪任务的天然的东平湖，以及与东平湖有联系的其他湖泊和运河水系等，本身就是东线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干流及其水利枢纽体系，更是在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而中游干支流已建和将建的水利枢纽工程，对南水北调工程的调节能力和调水效率，也应起到巨大的支持和保证作用。其次是黄河下游大规模的调水、供水和灌排系统的潜力，应当承担北调水资源再分配和利用的任务。同时，外流域调水也形成
了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有利态势。可见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无论是西线、中线和东线，都与黄河有着直接的甚至是依赖的关系，也可以讲黄河是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从水资源层面上来看，黄河与南水北调应当是叠加和补位的关系；从黄河的治理层面上来看，南水北调开辟了解决黄河问题的新途径。
五、关于黄河水资源利用问题
水资源短缺和洪水并存，亦即水量时空分布不平衡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特点之一。历史地看，黄河流域的水旱灾害无论是数量、频率还是灾害程度，都是等量齐观的,一些旱灾的影响和损失还远大于洪灾。只是由于洪水灾害的直接性和为害的直观性，人们往往不把洪灾与旱灾相提并论。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黄河下游断流问题，只是这一特点新的呈现形式。黄河断流意味着泥沙输送海洋的停止，无疑将加大河道的淤积；更为现实的是下游地下水补源中断、湿地减退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而资源性供水还在其次。考虑到黄淮海地区对黄河水资源长期的依赖性，仅仅维持一种不断流的状态（实践证明是可以实现的），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与黄河的地位不相称的。之所以黄河断流在各方面产生了不亚于一次罕见洪水的影响，原因也正在于此。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与解决黄河断流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解决断流的工作目标应是维持生态用水最低径流量；只有在大于生态用水最小径流状态下才能谈水资源的利用问题。黄河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手段与措施。黄河的治理开发是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对水资源匮乏带来的问题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解决水资源问题要与黄河治理的其他方面同时考虑。
从地质年代上看黄河曾经是一个内陆河流，流域本身应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系统。今天的黄河是历史黄河的发展，维持生态环境系统本身就是黄河稳定的重要标志。黄
河造就了华北平原，也造就了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今天黄河河口及下游湿地生态就是这一生态环境的自然表现。而宁蒙河套地区之所以能够与沙漠抗争维持至今日，与黄河的存在和不懈的滋润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让人不能不思考宁蒙地区持续了2000余年的引黄灌溉方式，是否有着更为重要的环境生态意义。目前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过程中，对黄河生态系统的考虑至少是不够的。而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又必须以可靠的水资源保护为前提。从目前黄河水资源污染状况和发展趋势看，未来水质污染极有可能超过水资源浪费，成为与洪水并存的两大水资源损失之一。如果说防御洪水主要是人与自然的抗争，那么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主要是体现人类战胜自身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可能更难于前者。
现在实施的黄河水资源调配，主要是借助于中上游水利枢纽工程对水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调节，同时对干流引水进行节制。黄河上最大的水资源损失是丰水入海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即保证下游与河口生态用水前提下，资源性用水以外的入海径流资源。目前只是从排沙和泄洪出发，并未把这部分水资源视为可利用的丰水资源。随着黄淮海地区水资源危机的日益严重和科技的进步，应从经济、技术和实践上积极寻求黄河下游这部分水资源的利用途径，作为上中游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配合和补充，进一步提高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联想到黄河历史上经常性的夺海、淮入海，在调水调沙的同时，可否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下游的丰水，有必要进行一些可行性的研究。事实上目前黄河下游两岸已建和拟建的大量平原水库，正起着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丰水的作用。如果把黄淮海地区持续的水资源需求和地下水补源等因素，与引黄济卫、引黄济津、南水北调等工程和措施相联系，可设想在黄河下游沟通黄淮海水系，并与中、东线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相结合，实现对黄河下游丰水的分流、分沙与利用。此设想如能实现，长期地看南水北调黄淮海用水截流可能会大大减少；黄、淮、海水系径流丰枯可能会得到一种有效地平衡；黄河下游调水调沙与分水分沙等措施并行，必要时亦可为分沙而分水。使水沙得到长时期稳定有效的调节，进而形成稳定的河道。黄河的泥沙，因上拦（水土保持、水库拦蓄）和下排（调水调
沙、分水分沙等）而得到有效控制；黄河丰水资源又较为充分地在黄、淮、海地区加以利用。使黄河形成内陆河向海洋部分输沙和生态供水、非常洪水排泄入海的局面，这既是愿望，也有希望。
黄河的现实问题决定了长治久安有着新的内涵。防御洪水和解决流域水资源与生态危机，是黄河长治久安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长治久安的标志。长治久安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只有做到长治才有可能得到久安。防御洪水、稳定和改良下游河道，以及水资源保护利用和流域生态建设的过程，既是长治久安的过程，也是长治久安的途径。调水调沙实践和“数字黄河”等工程的建设，将体现现代治黄的最新水平。目前调水调沙还只是即将进入实验阶段，由实验到真正意义的实践阶段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小浪底工程的建成总体上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实践成果、经验的积累，将标志着在黄河的长治久安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主要资料：
1、《黄河水利史述要》 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
2、《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上海出版社1984年月12月第一版 作者：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研究组
3、《当代治黄论坛》 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作者：黄河水利委员会《当代治黄论坛》编辑组
4、《黄河河防典》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 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编（主编：岳崇诚）
5、《黄河三百问》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主编：朱兰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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