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NO.2,2005
(CumulativelyNO.169)
粤商与清代泛珠三角经济交流
刘正刚,许 云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632)
[摘 要]清代,广东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交流已十分频繁,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粤商在泛珠三角地区的活动与朝廷对广东实行特殊外贸政策有关。讨论清代粤商与泛珠三角的经济交流,无疑对当今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关键词]清代;粤商;区域经济;交流[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5)02-0171-04 所谓“泛珠三角”,是近年来形成的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区加上香港和澳门的“9+2”超级经济圈的一种简约说法。这一概念突出了广东在其中的重要角色。清代泛珠三角之间的商业往来已十分频繁,广东商人在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江西、云南等地建立了商业会馆组织,而这些地区的商人也云集广东建立会馆,作为开展商业活动的据点。这一广义的泛珠三角经济交流已显端倪。
九江就有广东会馆。1861年九江成为开放口岸,粤商不断云集九江,重修广东会馆[1](P633)。
福建与广东的商业往来十分频繁。省会福州及重要港口厦门,都有广东商人活动,并建有广东会馆。据《1882～1891年第一期海关十年报告》统计,福州有广东会馆、两广会馆。据说广东会馆是福州最富有、最强大的会馆《广东会馆章程》,明确该馆是商人建立,为乡人提供保护。厦门的广东会馆由董事会负责,每年改组一次。董事的必要条件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广有资财[1](P637)。
四川在清朝前期出现了长达百年之久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其中就有广东数十万人入川。据笔者研究,清代四川(包括今重庆市)的广东会馆总数当在300所左右,分布于四川境内100个州县厅内[2](P232-233)。广东会馆是粤人在四川分布与聚居的最直接的反映与实物证据。
广西与广东素有“两广”称谓,据统计,清代广东商人至少在广西的30个以上县市建有会馆[3]。康熙年间,梧州府苍梧县戎墟建立了粤东会馆,乾隆五十三年《重修戎墟粤东会馆碑记》载参加捐资粤商达518家(人),戎墟的粤商店铺在1000家以上[4](P184)。据《1892～1901年第二期海关十年报告》记载,当时,梧州有广东、湖南、江西等会馆。平
一
清代泛珠三角经贸往来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跨
地域建立会馆商业组织。湖南至迟在清初已有广东商人在湘潭建立会馆。据康熙五十四年北京《创建仙城会馆记》称:北京的仙城会馆是广州商人模仿湘潭的广东会馆而建,说明湘潭的会馆至少始于清初。光绪《湘潭县志》卷七《礼典》载“:岭南会馆在十二总,有码头,广东公所也,有铺屋20余间。”会馆拥有自己的商业码头,这是湘潭所有商帮中惟一的一家,充分证明其在湘潭商界的地位。江西的九江是明清以来江西重要的进出口贸易集散地。据《1882～1891第一期海关十年报告》,九江的会馆是由茶叶和鸦片商捐款修建。太平天国起义前,
[收稿日期]2004-01-10
),男,安徽定远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作者简介]刘正刚(1965—
方向: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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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的广东会馆到嘉庆二十年《重修会馆并戏台碑记》时,捐资修馆粤商约有222家,同治年间再修会馆和戏台时,捐资粤商达255家。会馆重修及捐资队伍扩大,说明粤商在当地实力的雄厚。府属荔浦县的荔城、马岭、修仁等都有广东会馆[5]。民国《贺县志》卷2《社会部》载,平乐府钟山县英家街粤东会馆于乾隆四十二年兴建,道光五年重修并建造戏台,费用由粤商英平堂、三邑泰福堂及杂货行、盐糖行、油榨行、糖行、宰猪行、缸瓦行等捐助,建筑所用麻石构件均是粤商从广东水运而来。粤东会馆因建筑有特色,成为清代该县八景之一[6]。百色的粤东会馆建于雍正年间,今广西右江革命纪念馆就坐落在该会馆中。
云南的蒙自在清康雍乾时期,因个旧锡矿的开采,吸引了各地商人的到来。这些来自外省的商人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而建立会馆,其中就有两广会馆,但具体情况不详[1](P653)。另据十年海关报告,在昆明也有两广会馆的建立[7](P52)。据报道,在贵州的镇远县至今还保存有完好的天后宫,并且有“天后宫码头”。从粤商在西南地区活动的频繁来看,可能为粤商所建。
海南在清代隶属于广东琼州府,府治海口扼琼州海峡之门户,是重要贸易港口。明清时期,广州、潮州商人均在此经商并各自建立了会馆组织。历史上的广州与海南岛的商业往来始于何时,无法断定,但明代广州是整体商业集团进军海南“,明天启时,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五县之人于府治北十里海口建五邑会馆”。康乾年间,经过了多次修缮改造,规模愈益扩大,道光七年易名曰广州会馆。南海吴光荣为此在《石云山人文集》卷3作《重修琼郡海口广州会馆记》,称“:今乡人挟厚赀走千里,为近利市三倍而居处共嗜欲同者,初惟此五邑之人,继复得此合郡之人,则此役也众擎而举,不胫而来,将所以事神者必诚,所以交友者必和。”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一书指出,潮州商人也于乾隆二十二年在海口建立了潮州会馆[8](P252)。据嘉庆《澄海县志》卷6载,潮州澄海商人“上溯津门、下通台厦……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另据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话》,琼州府有潮州、广州、高州及福建等4所会馆。乾嘉年间,高州商人在海口建立了高州会馆,主要从高州、安铺等地把米运到海南销售,从海南把槟榔运到外地销售[8](P252)。另据光绪《儋县志》卷4《祠祀》载,琼州府属儋县也172
有广府会馆修建。
二
泛珠三角地区的商人也在广东寻求发展商机,
据喻守真、葛绥成、周白棣合著的《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载,广州有会馆25所,其中就有江西、福建、四川、云贵、云南、广西、湖南、漳州、湄州(疑指莆田)及钦廉(今属广西)[7](P51-52)。民国八年出版的《广州指南》卷3《公共事业》登录的各地在广州的会馆数量又有不同,其中专门记载以省府为目标的地缘性会馆就有24所,均是异地同乡人在广州聚集会议之所,涉及泛珠江三角洲的有:湖南会馆(濠畔街)、江西会馆(卖麻街)、福建会馆(三府街)、钦廉会馆(东关二马路)、漳州会馆(晏公街)、四川会馆(清水濠)、湄州会馆(下九甫)、广西会馆(新丰街)、云南会馆(元锡巷)[9]。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广州的濠畔街一带是外省商人的主要聚集地。这一地方自明代以来已是广州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宫语》记载,广州濠水两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因此,才能吸引众多的外商将会馆兴建于此,而会馆的大量兴建,更显示这一地区的繁华。另据民国《上杭县志》卷10《实业志》记载,有清一代,上杭人以经营靛青业致富,足迹遍及各省重要商业城市,并设有商人会馆。“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省郡总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当时商业发达可知。”与此可知,广州、佛山等地都有上杭会馆的设立。
粤东的潮州府面向大海,内有韩江将上游的江西、福建两省连为一体,乾隆《潮州府志》卷5载:“韩江承汀赣之水,如高屋建瓴,庵埠集百货之舟,若蜂屯蚁聚。”海阳为潮州府治所在地,聚集了省内外众多的商人,工商会馆不断兴建,海商通过祭祀天后祈求出海经商安全,会馆内多祭祀天后。光绪《海阳县志》卷20载“:天后香火盛行,在城如两浙,嘉应州、镇平、汀龙各会馆……俱为塑像立庙,然皆民间私建。”据此,海阳县境的会馆主要是由地域性商人所建立,既有省内的嘉应州、镇平会馆,也有省外的两浙、福建汀龙会馆。据同治《汀龙会馆志》称“:汀龙二州密迩毗连,据闽之上游,下与潮属为邻,地壤相接,且鄞汀一水南流,直通潮郡,舟楫往来,众皆称便,凡商贾贩运,托业于斯者,歌乐土焉。”该志记载汀龙会馆建成于乾隆二十八年,由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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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龙岩州的篓纸纲、龙岩纲、履泰纲、本立纲、福纸纲、九州纲、运河纲、武平纲、上杭纲、莲峰纲、永定纲、白沙纲等商帮联合建成。所谓的“纲”,即是商业团体的称谓。汀龙会馆位于潮州城开元街之西福胜庙右手下畔,坐北朝南,馆门当街。每年从阴历正月到十二月都有定期的祭祀、敬神等庆祝活动。每次活动都有固定的演戏节目。所有活动经费都派捐于各纲,或由个人捐献。
在今人所修的《澄海四百年大事记》记载“:咸丰四年,潮州和福建两地商人联合于沙汕头建立漳潮会馆……同治六年海阳、澄海、镇平、潮阳、普宁、揭阳六县人士和商人于汕头创建六邑会馆,作为集会和商业活动场所。”美国学者韩格理在《中国社会与经济》中称,广东的兴宁、长乐、平远、嘉应州、镇平、大埔、丰顺等商人与福建的永定商人联合在汕头组建了“八邑会馆”,这实际上是客家人成立的商业会馆[10](P153-154)。
南县的大安墟80%左右的居民,其祖先都是南海人。桂平县江口墟“做生意的多是广东人”,道光十九年广东商人在江口墟修建义烈宫,捐款商号有。民国《邕宁县志》卷41
《社会志》记载,南宁府“前清时,各省商帮云集,故会馆、书院,各省俱有……以江西、湖广两帮为盛。自五口通商后,益以咸同之乱,而至于今,独执商场牛耳者,厥惟广帮,各帮俱告式微矣”。今百色地区是广西与云南、贵州三省通商的交通枢纽和商品的集散地,通过右江连接邕江、珠江水系,光绪《百色厅志》卷3《风俗》载“:市廛商贾,多粤东来,其次滇南。”民国《雷平县志》第2编《人口》记载,与越南接壤的太平府雷平县一带的行商“以闽粤湘为多,遍布于通衢墟市”。粤商人数最多“惟通衢墟市,,客商贸易,多操粤语”。与湖南接壤的桂林府境内的商人以湖南、江西、广东为主,道光《西延轶志》卷2载“:操奇赢,游都市者,往往皆楚南客商,自湖南贩苏木、铁条等杂货至桂省,自桂省贩棉花、白糖等杂货至湖南。”桂林府属永福建有广东会馆[12](P184),毗邻贵州的庆远府属宜山县早在康熙年间亦建有粤东会馆。光绪年间,宜山惟一的私营当铺———大生饷押,是由粤商李镜泉开办,兼做收囤食盐、土纸生意[5]。
湖南与广东毗邻,至迟到明末清初,广东商人已在湘潭建立了商人会馆。全汉升先生认为,清初广东商人以湘潭为根据地开展与北方各地的贸易,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四县在湘潭合建了会馆[13](P94-95)。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指出“: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经韶关入湖南“,必先集湘潭,再分运至内地”。而“中国丝茶之运向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也经韶关“再运广东放洋”。所以“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劳动工人肩货来往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广东商帮在湖南主要从事茶叶运销,据1911年《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在湖南从事茶业生意的有西帮(山西茶商)、广帮(广东茶商)、本帮(湖南本省茶商)等[1](上册,P116)。广州因茶叶出口量的大增,带动了区域市场销售网络的逐步形成,光绪《湘潭县志・货殖志》云“:海禁开后,红茶为大,率五六十日,而贸买千万,寇乱,江路绝,专恃湘潭通岭南,五口开,汉口、九江建夷馆,县市遂衰,犹岁数百万。”光绪《湘阴县图志・物产志》云“:自海禁开,粤商居茶为利。邑产无多,价益昂。”同治《巴陵县志・土产志》载:“道光末,江广人贩茶出洋,名红茶。虑茶伪,专取生,高其价,人争与市。”嘉庆《常德府志》卷8载,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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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家、船户39家[4]
(P216)
三
清代自乾隆年间开始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政
策,使广州成为中西商贸往来的惟一合法交流地点。因此,泛珠三角地区的产品运到广东各地后,通过进一步的深加工,然后出口海外各地。光绪《嘉应州乡土志・商务志》云“:出口货不一类。土蚕绸,质坚固,销南海,达京都。”这些蚕茧多来自于贵州地区,上揭书原注云“:此茧出贵州遵义府,州贾买归,用水煮熟,发人缫丝织成。”嘉庆年间李宗日方在《黔记》卷2中称“:遵义蚕事最勤。其丝行楚蜀闽滇诸省。村落多种柘树,茧客至春时,买其树,放蚕于上,茧成,来收取之。广东程乡茧亦遵义丝也,居民无男妇大小,手中皆持一捻丝坠子。”这说明嘉应商人到贵州买茧之事实。道光《遵义府志・农桑志》载:遵义蚕茧上市之时“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又时以茧成来垤鬻,捆载以去,与桑丝相掺杂,为越绉纨缚之属,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光绪《隆昌县乡土志・商务》记载:四川的“猪毛、鸭毛、羊皮、白豕、牛角、牛骨,均由陆运贩出境,在叙、泸、渝三郡地方销行,并由水运至广东等省销售,频年愈广”。
明末以来,广东商人已执广西地方市场之牛耳,梧州府是广西与广东交流的总出入口,明末客居梧州的商人已有福建、湖广、广东等商人“盐商,木客,列肆当墟,多新(会)、顺(德)、南海[11](P17)人”。梧州府属藤县“商业久自粤东人操之”,尤以顺德、南海、新会、罗定等商人为最多,从事油米柴竹丝桂杂货等贸易[1](P966)。浔州府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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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广东会馆[7](P62)。江西九江地处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明清以来,其已成为江西重要的进出口贸易集散地。清代至民国年间,香山的唐虞俊在此经营谦顺安茶栈,南海陈盛桂经营广吉洋货商号,潮阳郭秀开经营怡成钱商号,他们后来均成为九江总商会的会董。景德镇总商会会董之一番禺人陈邦庆主要经营顺记福瓷号[14](P819-828)。同治《德化县志》卷13《建置・寺观》载,九江德化有“岭南会馆,在濂溪书院右”。寥寥数语已勾勒了粤商的活动。清代前期,广东商人为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从景德镇订造素身瓷器运回广州河南加工成“广彩”,再运往欧洲销售,刘子芬《竹园陶说・广窑附广彩》记载“: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盖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及广彩等名称。此种瓷器,始于乾隆,盛于嘉道。”明清时期,福建与广东的商业往来十分频繁。茶叶是广东商人在福州经营的主要商品,闽茶在广州茶叶的出口中几乎占了一半。广东十三行由官府培植而成为政府垄断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兼有商务与外交的双重职责。从十三行建立到废止期间,行商荣枯无常,行数也不断变动,最多时26家,最少时仅有4家。据研究,1837年十三行行商除了3家祖籍为广东人,其余的怡和伍浩官、同孚潘正炜、东兴谢鳌官、中和潘明官、顺泰马秀官、仁和潘海官、同顺吴爽官、东昌罗隆官、安昌容达官、兴泰严启昌等10家均为福建商人及其后裔组成[15](P51),显示了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明清以来,泛珠三角地区互动式的经济交流,既活跃了国内市场,又丰富了国内民众的生活,对国内统一市场的发育与完善起到了磨合作用。仅以1833年为例,福建运到广州市场的商品有红茶、樟脑、糖、靛青、烟草、纸、漆器、上等夏布、矿产,从广州运回的商品有毛棉布匹、酒、麦等;四川运到广州商品有金子、黄铜、铁、锡、麝香、药材,运回商品有欧洲布匹、漆器、眼镜;云南送到广州有黄铜、锡、宝石、麝香、槟榔、禽鸟、孔雀翎,运回有丝织品、毛棉布匹、各种食品、烟草、书籍;广西运到广州有米、肉桂、铁、铅、扇子、木材,运回有多种土产、海外来货;贵州运到广州有金子、水银、铁、铅、烟草、香料、药材,运回有洋货;湖南运到广州有大黄、麝香、烟草、蜂蜜、苎麻、鸣禽,运回则有毛织品、线装书籍;174
江西运到广州有粗布、苎麻、瓷器、药材土产品、洋
货等[16](P304-305)。也就是说,泛珠三角地区的省份已和广州建立了经常性的直接的商品贸易往来,他们运到广州的商品以地方土特产品为主,主要是为出口而来;而从广州运回的商品则以洋货、加工产品和书籍为主。这种以广州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交往,加强了泛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这一格局的形成与朝廷对广州实行的特殊外贸政策密切相关,也和明清时期粤商在全国各地的商业活动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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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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