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朱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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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起始和基础。古代民族精神肇始于远古时期，以1840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文明的全面侵入为结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古代民族精神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载体，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和洗涤，使古代民族精神愈益纯熟和精湛，成为在世界各民族精神中的耀眼的璀璨之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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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古代民族精神的产生渊源
中华古代民族精神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独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人格气度及其他共同的心理素质，并发展出优秀的民族精神。他萌生于我国的原始氏族社会，兴起于奴隶社会，定型于两汉时期，在汉以后的社会中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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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原始社会是古代民族精神的萌芽阶段
早在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中国境内一些氏族公社已达到繁荣时期，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原始居民和黄河流域的半坡原始居民就已经按血缘关系结合成一个个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原始社会，中华民族精神已经初露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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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宗教文化信仰——中华民族精神产生的源头。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包括着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主要有卜、占、兆、数、图腾、崇拜、禁忌等。同远古神话传说一样，原始宗教也是由于原始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能力有限，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现象不能完全认识，许多奥秘无法理解，以为是某种超人的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主宰者，于是把自然物和自然力神化起来，从而产生了各种鬼神观念和多种崇拜，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等。鬼神观念和原始崇拜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鬼神的畏惧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热爱生命和自然，顺应自然和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品格。而对祖先的崇拜，正是传统中华民族注重血缘亲情，讲究家庭伦理的根基，同时它还起到一种凝聚、感召和导向作用，通过对祖宗的追忆和祭拜、对故土的眷恋，潜移默化地积淀成一种爱家爱国的情愫，凝结成一种深沉的乡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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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习俗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主流。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讲究礼让、理解、礼仪和礼貌，强调知书达理、明理诚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而这同我国古代人民的礼乐习俗文化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例如我国古代东夷人就特别喜欢礼乐，这一点就一直保留到孔子年代。儒家重视礼乐教化，试图改变“礼崩乐坏”的社会混乱境况，明显受到了古代东夷人讲礼好乐习俗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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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传说故事——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载体。中国古代社会有许多神话传说。有的是在原始社会人群中就流传的，有些是在后世流传的。这些神话传说主要有夸父追日、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神农氏尝百草、神农作琴、鲧作城郭、奚中作本等等。神话传说是古代社会中人类利用幻想的艺术方式，按照自己的心理和愿望，对自然和社会的潜在力量所进行的描述与解释。神话虽然不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科学反映，但它毕竟是原始先民们的真实创造，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它体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纯真进取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劳勇敢、技巧睿智等品格；特别是古代神话讲述了大量关于诸神发明的故事，这也体现了中华先民的创造精神。由神话传说所体现和培养出来的各种优秀品性，是中国古代民族精神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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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居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也为中华古代民族精神的萌芽创造了社会条件。在原始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生存能力也很低下，生存环境十分艰苦和恶劣，因而在应对艰苦的自然环境挑战中逐渐培养出中华原始祖先勤苦耐劳、自强不息、勇敢顽强的奋斗精神。原始居民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低下，这就决定了氏族社会没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生产资料归氏族集体所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平均分配。在这一社会基础上，诞生了原始集体主义，个人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同时也锻炼出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和原始平等道德精神。近代对我国鄂温克人原始生活的调查表明，热爱劳动、扶助孤寡、团结互助，是他们的最高道德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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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奴隶社会是古代民族精神的兴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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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到我国父系氏族的社会后期，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出现了。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我国奴隶社会经历夏商周三代，周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争夺，但又逐渐交流、融通，尤其是战国末期，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奴隶社会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时期，中华民族精神从中得到了凝聚和沉淀。在这一时期逐
渐形成了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多元一体的宽容精神；追求和合的统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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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奴隶社会是第一个以公开的不平等和最直接、最残酷的奴役形式而出现的阶级社会，奴隶主对奴隶实行残酷的剥削和统治，这引起了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为了表示对夏桀这个有名暴君的不满和仇恨，平民和奴隶纷纷怠工；商纣的暴政和虐杀，也迫使奴隶和战俘纷纷倒戈，引导周军伐纣。正是在反抗奴隶主野蛮统治、残酷剥削的长期斗争中，广大劳动人民形成了勇敢、顽强、自我牺牲、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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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的宽容精神：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至今仍有56个民族。在夏商周三代，诸侯林立、部落繁多，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不仅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中原文化等，还由于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等的不同造就了各个地区性情、人格、风习、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就文化来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诸子蜂起、学派林立，不同学派之间既相互辩论、相互驳难、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融通，形成了亘古未有的“百家争鸣”局面。尤其是齐国的稷下学宫，荟萃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各家各派，使齐国一时成为当时全国文化的学术中心。百家争鸣不仅促进了我国的学术大繁荣、思想大解放，也一定程度上熔铸了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精神。就性格而言，全国不同地域的人群各自形成了不同文化性格特征。齐地的人舒缓迂阔、奢侈夸诈；鲁地的人长幼相让，尚仁义，重廉耻；宋地的人性格厚重，多君子；秦地的人好稼穑、务本业，又以力气为上，以涉猎为先；晋地的人深思俭陋；周地的人巧伪趋利；晋北戎狄等地的人慷慨悲歌、好作奸巧；楚地的人懦弱徒生，信巫鬼，重谣祀；河南殷墟一代的人性格刚烈，多豪杰，喜相侵杀，薄于恩礼；卫地的人性格刚武；汝南一带的人性格急剧，有气势；吴越的人好勇轻死，1[①]等等。众多地域的精神品格，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在此时兴起，也是因为它吸收了不同地域精神中的精华，同时又包容了各自不同的禀性，而且地域精神的生成和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培养出了多元并包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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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和合的统一精神：从夏朝到秦代，中华大地总体上处于分裂状态，各诸
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不过尽管多民族的方国林立，文化传统各有不同，但是各民族之间不断发生融合、文化不断同化及国家趋向统一。统治者之间的领土和军事争夺，最终也是为了占领并兼并小的诸侯国家，实现天下统一。长期的争霸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人民渴望和平，厌恶战争。春秋战国各家各派虽然见解不同，观点各异，但都是围绕济世安民、安邦定国、追求统一这个核心展开的。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坚持反对诸侯和大夫破坏中华大一统的行为，而主张天下“定于一”。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同化、诸侯争霸天下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追求和合的统一观念渐渐孕育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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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汉时期是古代民族精神的定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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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体系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和定型，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品格已大体具备。经过近3000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沉淀，到了西汉儒学定为一尊之后，中华古代民族精神已经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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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历史虽短，但它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间诸侯割据、列强争霸、政治分裂、社会混乱的无序局面。秦始皇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自秦王朝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来，我国的封建王朝虽然出现过战争、分裂和动乱，也建立了各个不同的政权，但主题和绝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统一，为铸造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民族精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秦统一中国之后，决定民族精神生成和变化的基本因素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地理环境和宗法社会基础依旧，经济制度有奴隶制发展成为封建制，可使其小农经济、私有制、剥削等特性仍同奴隶社会一样，政治上保留着专制统治。变化最大的就是秦汉把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法家思想和学说确立为国家的统一思想，秦始皇实施“罢黜百家，独尊法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排斥包括儒学在内的几乎所有思想学说。汉初统治者一开始时把黄老道家学说上升为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确立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封建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建立和推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通过思想控制、教化和传播，不仅是儒、道、法、墨等博大精深的思想不再局限于狭窄的地域，而且渗透到全民族所有社会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之中，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肌体之中，并且建构起全民族的共同心理——文化结构，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伦理、民族性格和民族价值观等精神品质。儒、道、法思想虽然产生于春秋战国，但只是到了秦汉才被定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才真正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政治和文化的大一统，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框架才宣告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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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全过程，在古代民族精神的演化中
起着主导的作用
0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学派众多，它对古代民族精神产生了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其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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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仁爱思想。“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就是关心、体贴、宽容、帮助他人，它是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涵摄了礼、义、忠、孝、悌、智、勇、恭、信、敏等。在仁学思想中，儒家还提出了“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等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命题，提出了流传千古的“忠恕之道”—— 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提出了“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道德规范，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主张。在这些丰富的仁学思想的长期浸润下，中华民族培养出宽厚、仁爱、友善、勇敢、自我牺牲等优秀品质，塑造出一大批志士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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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礼让思想。“礼”也是儒家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在儒家那里，“礼”主要指尊重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生活规范和道德规范，如各种典章、礼制、制度、规矩、准则和要求，同时还包括用以区别尊卑贵贱、亲疏远近、身份职位等的礼节仪式，蕴含谦虚、恭敬、礼貌、辞让等意义。儒家十分看重“礼”的社会意义，认为它是维持社会秩序和调节个人行为的重要工具。“礼”被儒家视为“天经地义”，不仅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手段，也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依据；“礼”对个人是修己正身之道，对国家是使民治国之道；“礼”既是具有强制性的法治手段，也是惩恶扬善的道德规范。儒家要求人们要尊礼、敬礼、习礼、合礼，做到“非礼无视，非礼无听，非礼无言，非礼无动”，要求统治者实行礼治。儒家还指明了实施“礼”的方法、途径和要求：行礼要有恭敬的情感，要注重精神面貌，不要流于形式；礼节仪式要节俭、严肃，不要奢侈，不能繁琐；要把内心的仁德和外在的文采结合起来，做到文质彬彬。很显然，儒家丰富的礼让思想有利于培养人的恭敬、辞让、友善、谦逊、礼貌等品质，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显然与儒家礼让思想的塑造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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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和思想。儒家在《论语》和《中庸》等典籍中系统阐述了中和思想。所谓“中”，简单点说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中”作为人的品行，是指既不狂妄、嚣张又不保守、拘谨，做到“温砺、威而不猛、恭而安”。所谓“和”，有时指有机调和、混合的意思，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时指事物和谐、圆满、一致等理想状态。儒家特别重视中和，讲究中庸之道，主张贵和，“致中和”，倡导“执两用中”，反对走极端；认为“中和”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中庸的行为规范有12条：忍辱负重、不偏不倚、持之以恒、推己及人、谨小慎微、知足安分、清心自省、述而不作、一团和气、诚则得中、明哲保身和随时合俗。这其中不少成为后代人待人处世的座右铭。中
和思想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潜移默化，积习成俗，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的重要部分。几千年来，儒家倡导的中和精神制约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深刻烙印在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使它具有择善而从、集思广益、兼容并蓄、中正持中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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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忠孝思想。“忠”与“孝”也是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范畴。忠是针对君主国家以及他人而言的，孝是针对家庭而言的；前者是社会公德，后者是家庭道德。孔子说：“臣事君以忠”。曾子也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这表明，忠是下级对上级的事奉、遵从，是个人对朋友的忠诚。儒家说“尽己之谓忠”，这表明“忠”的具体内容是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为上级、为君主、为朋友效力。所谓“孝”，就是做子女的要关心、照顾、体贴父母。尽孝不仅要做到“能养”，在物质生活上保证父母的衣食住行需求，也要做到“有敬”，在精神生活上尊敬父母，满足他们的心理、情感需求，同时还要做到“无违”，即不违背父母的意愿、命令。在儒家的忠孝道德中，无疑包含着封建性糟粕。由“君为臣纲”、“臣事君以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思想造成的尽力效忠于封建君主的愚忠，由对父母绝对服从的父为子纲带来的家长制、服长丧、讲求继嗣等愚孝，都给民族品性、国民心理造成了消极影响。不过，儒家的忠孝思想也有许多合理性因素。例如孔子认为，君有不善之言，为臣者随声附和，不敢争辩，不向君主进谏，算不上尽忠。在封建时代，“忠君”同“爱国”有时也是一致的。因为古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因此爱国必须忠君，忠君即是爱国，二者密不可分。重孝、尽孝、行孝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民主心理结构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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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节义思想。在儒家那里，“节”具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是表示对某种政治道德理想坚定不移、始终不渝的信仰，以及为了这种信仰毫不畏惧、不怕牺牲，另一方面表示在生死危险关头及各种考验面前能够挺身而出或毫不屈服、动摇。儒家十分重视节操、气节等人格修养，主张“舍生取义”和“杀身成人”，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义，古作谊，“义者，宜也。”2[②]孟子认为：“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这就是说依据羞恶之心，不去做不当做的事，而作符合社会标准和要求的事，就是义。儒家倡导的主要价值观就是贵义，它的主要内容是：提倡“居仁由义”的贵义追求；奉扬“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驭利”、“舍生取义”等重义轻利人生价值观；倡导“见义勇为”的品德。尽管宋明理学提出了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忽视妇女的权利，尽管重义轻利也带来了义务本位的流弊，
但从总体上儒家的节义思想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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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家思想在自然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比儒家更为深入地思考和探索，不断地丰富古代民族精神
0作为先秦时期的另一重要派别，“道家则以‘自然’为本，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3[③]。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都从“道”化生出来，禀赋了“道”而具备了“德”（自然本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④]作为宇宙根本的“道”，遵循着自然无为的原则。在道家看来，万物无一例外的都根源于“道”，由此他们就没有价值上的优劣，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庄子提出“物无贵贱”的论断，认为站在“道”的高度关照万物，万物并无贵贱高下之分，主张平等地看待一切、包容一切。由此引伸出道家平等、博大、宽容的精神。“以道观之”，也就是以自然的角度来审视一切。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成为道家处世哲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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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人生哲学主要表现为重视精神境界，提倡个体的精神自由。按照庄子的说法，做人应当追求自由、放达的理想境界。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就要尽量做到莫与人争，少私寡欲，洁身自好，返璞归真。具体地将就是慈、俭、不争。“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5[⑤]作为普通人，要尽量做到处世谦下，善于保护自己；作为位居高位的统治者，则要尽量做到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出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⑥]庄子更是洞达人生哲理，提倡 “逍遥游”，也就是人的精神要尽可能地自由自在，不受外界名物引诱，待人处世要保持适度，做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7[⑦]。做人应当顺其自然，抱道执度，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8[⑧]。这就是道家倡导的洁身自好、不为物役、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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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还提倡尊道贵德、生道合一，主张“天人合一”说。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9[⑨]天地万物和我们同生于“道”，站在“道”的高度，天地万物和我们都是相同的，人与天地万物是合一的。“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着，人道也。”10[⑩]人应该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道家以“自然”观照人，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反对人为的损害生命，重视人的生命权，反对战争等滥杀无辜的行为，体现了一种与儒家迥异的生命观。主张在人的生命体验中实现内在超越，体现了道家功行两全、崇尚实践、注重验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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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在本题论上强调一个“生”，认为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强调一个“化”字，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强弱福祸等都是会向自己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在事物的转化过程中，贵在一个“因”字，主张因循自然、因势利导；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上注重一个“合”字；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一个“忍”字；而养生之道的要诀在一个“逆”字。道家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以逆向思维的方式补充和纠正儒家学说中的不足，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宗旨，以回归自然为目标，以追求人的内在超越为价值取向。道家重自然特色与儒家重现实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共同培育了古代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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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家思想有着其独特的个性特征，明确肯定法制优于德治，突出德对法的依赖地位，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有益补充。
“克己奉公”精神。法家所倡导的“克己奉公”精神源自它的“废私立公”
0思想。先秦法家的可贵之处，是明确举起了“废私立公”的旗帜。商鞅说：“上开功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老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11[11]在商鞅看来，国君坚持“开公利而塞私门”，既可以劝功臣，又可以促进工商事业，还可以止淫去奸。与秦法家的思想一致，齐法家也明确提出“任公而不任私”和“废私立公的主张。《形势解》说：“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任法》也说：“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胸)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新，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继秦法家和齐法家之后，韩非也明确主张“去私心行公义”。他认为：“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
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12[12]又说：“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13[13]为此，他用“奉公法，废私术”来反对“释公法，行私术”，其“废私立公”观念，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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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学者强调“废私立公”，这在我国伦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贡献。首先，作为道德取向，他劝导人们去私心、行公义，这对后人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我国人民“克己奉公”的精神之所以能世代相承，当与法家的贡献分不开的。其次，法家所说的“公”，包括“公道”、“公义”、“公利”、“公正”、“公心”等内涵；他们所说的“私”，包括“私义”、“私术”、“私门”、“私利”、“私情”、“私心”等内涵。这些对于人们正确区分“公”与“私”，有启迪意义。尽管他们所理解的“公”，也难免包括封建君王之“私”，但就其总体而言，法家所说的“公”包括国家、社稷、法令、正义、民利等关乎全局性的东西，这对于人们树立顾全大局、关心整体、维护国家民族大利的观念，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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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重信”的精神。先秦法家既强调“爱民”，亦强调“重信’。“爱民”指热爱人民。商鞅曾明确认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14[14]这里明确提出了“爱民”的概念。与秦法家一致，齐法家也讲“爱民”，他们说：“爱民无私曰德”15[15]，明确地把“爱民”，作为“德”的首要内容提了出来。在他们看来，“爱民”是立国的先决条件。“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16[16]继秦法家和齐法家之后，韩非也讲“爱民”。他曾说：“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这同商鞅的思想是一致的。“重信”即重视诚信之德。“重信”也是商鞅最先提出来的。商鞅说：“民信其赏则事功，下信其刑则奸无端矣。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私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17[17]齐法家、韩非的见解，也同秦法家相近。韩非认为：“是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
不肖具尽其力矣。”18[18]这是说，坚持赏罚如一，就可以取信于民，使贤、不肖都能为君王尽力。应该说，法家强调的“爱民重信”精神，对规范统治者的政治道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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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廉耻”的精神。齐法家把“礼义廉耻”四德称之为“四维”。四维的本义指系在网四周的四根绳索。大网有了这四根绳索，就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所以，齐法家把“礼义廉耻”四德比作“四维”，意在说明它们的重要性，故日：“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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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廉耻”作为四大传统美德和精神，到了今天也仍然有它们的独特价值。“礼”，指的是文明礼貌。现代社会，人们交往频繁，文明礼貌日益重要。行为文明、礼貌待人是内在的道德动机与外在的言行风度的有机统一，是一个人心灵美与行为美的和谐统一。所以，注重“礼”的修养，在今天的人际交往中，尤其重要。一声和蔼亲切的问候，一个彬彬有礼的举止，不但给友人带来愉快，也使自己增强信心，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义”，指的是助人为乐的正义行为。所谓“见义勇为”，指的正是助人为乐的人道主义精神。孟子曾明确提出“舍生取义”的口号，认为在需要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时候，应当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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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二、古代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变
中华民族精神自汉代正式形成以后，直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虽然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得到了深化和完善，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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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民族精神在汉魏隋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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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独尊儒术”，不仅使儒家成为中华一统的主流文化，也极大地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在两汉时期，对我们民族的心理、心态、信仰、习俗、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影响最大的就是经学。经学的一统和专制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人精神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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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发展促使儒生顿增，学经习经论经成风，以致形成了穷首皓经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也走向烦琐僵化的末路。由于汉代儒学披上了神学色彩，至两汉末年又与荒诞的谶纬迷信相结合，使反理性的神秘主义充斥整个东汉思想领域。董仲舒创立的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中心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以及他所论证的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刚开始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积极进取精神，但随着封建制的向前推移，董仲舒的思想逐渐丧失其历史的合理性，而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桎梏，
特别是他利用神权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中的皇权、族权和夫权，使他的思想变成历代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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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比较混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思想较为解放、较为自由的时代。随着东汉政权的败亡及曹魏政权的建立，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从此一方面出现了文化多元的格局，另一方面则是以老庄去解释儒学的玄学逐渐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整个社会和个人的精神生活出现了对儒学的信仰危机，人们力图摆脱各种纲常名教的约束，追寻一种旷放、颓废、玄远、自由的生活，形成了一种狂放不桀的时代精神，鲁迅称之为“魏晋风度”，其主要表现是志气宏放、傲然独立、任性不羁、清淡放浪等。东汉末期，佛教开始传入我国，道教也在民间兴起，从此，这两大宗教不论是对国民性格还是对民族心理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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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华民族文化日益高涨，走向繁荣，在思想文化领域，佛学中国化，逐渐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之中，并同儒、道抗衡。其中对后世思想影响较大的禅宗正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交融的产物。这一时期，一方面，佛教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重要支柱，社会上信佛的人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唐代经济、政治繁荣与发展，文化交流扩大，文学艺术走向辉煌，这些使唐代人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心态、兼容的气度和昂扬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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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民族精神在宋元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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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时期，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宋明理学成为主流思潮。经过魏晋隋唐长期的斗争融合，儒、释（佛教）、道三家最终结合出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新发展，理学主要包括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心学”和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批判继承了佛家和道家学说，以理欲之辨、穷理尽性、伦理纲常等为主要内容，成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一直维持到清代。理学强调纲常名教等“天理”，虽然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如它有利于强化中华民族重德崇德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培养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和贞操观念，自古以来，“天理不容”成为评价和劝戒人趋善避恶的道德标准和要求，但是它所推崇的“居敬”、“主静”、“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禁欲主义道德，严重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和首创精神，以致造成“以理杀人”的流弊，给民族精神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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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学和启蒙思潮开始兴起。早在12至13世纪，陈亮、叶适等人就提出
了“功利之学”。明清之际（明万隆至清乾嘉时期）即公元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我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末期。此时，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萌芽，虽然新经济、新思想受到旧经济、旧思想的阻挠，但仍孕育着启蒙主义的新思潮。
社会的大动荡、大巨变，促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道学思想进行批判，努力瓦解旧的价值观、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以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戴震、颜元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启蒙思想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理学和心学，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在激烈抨击和批判专制制度、“存理灭欲”的纲常名教、“农本商末”的价值观、空谈心性的玄学和理学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重实际、重功利、重实践、重工商、私欲有理等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明清之际的实学启蒙思潮，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和走向。它打破了宋明理学的一家独尊局面，使荒芜已久的学术文化园地重新焕发生机，继春秋战国之后，在明清之际形成了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期，它冲破了封闭僵化的旧礼教、旧观念、旧伦理，动摇了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重义轻利”、“重道轻器”、“农本商末”等旧价值观；由之所孕育出来的某些思想因素，例如民主、平等、个性、法治、自由等，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的先声；它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经世致用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培植出中华民族的求真精神、科学精神、实效精神和功利精神；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实学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人的商品观念逐渐萌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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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爱国主义得到了强化。宋以来，民族矛盾更加突出，民族冲突频仍，民族融合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汉族同外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正是在激烈的民族对峙、冲突、融合中，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新的锤炼和更新。像陆游、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等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族英雄，都是在宋元明清时期抗击外族压迫和入侵中涌现出来的，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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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创造精神有了新发展。中华民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了许多优秀成果，到了宋元明时期，中华民族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展出较发达的科学技术，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虽然早在宋元前已经发明并用之于实践，但这时又有了新的进展。11世纪中期，北宋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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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就制成了“司南”（最早的指南仪器），后来又制成了指南针，到了北宋，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宋元时期，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制造了火箭、土火炮、火炮等。沈括的《梦溪笔谈》、李械的《营造法式》、王贞的《农书》、曾公亮和丁度的《武经总要》、薛景石的《梓人遗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书籍中，都有大量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记述。在宋元，我国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如数学家朱世杰、天文学家郭守敬、火箭制造者唐福、冯继生、地图学家朱思本等。同时，我国在史学、文学、艺术领域也取得了辉煌成就，主要有北宋司马光
的《资治通鉴》、宋词、元杂剧，以及明朝灿如晨星的、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的古典小说。在各种文化创造活动中，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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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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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族精神是由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又为传统文化所涵盖，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创生中不断发生的精神“世界”(精神体系)，在这个“世界”中，先是一种潜意识、一种内在的思维定势，一种定向发展的倾向，这些潜在的精神，通过政治文化思想、民族性格、民族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升华(实现)表现出来。从这个视角上说，民族精神的载体，实际上就是该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以载道，“文”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道”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这里，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杠杆，通过这个杠杆使民族精神在一切社会意识中发挥作用。而这个杠杆就是流传几千年的儒墨道法文化，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影响最为突出。儒家文化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是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这个资源中，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文化占优先地位。这便是中华民族成员——中国人所表现的自强不息，祟尚道德、整体趋同(大一统)、民为邦本、尚中贵和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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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自强不息”精神——古代民族精神的内在基质
自强不息精神深深浸染在中华炎黄子民的灵魂中，它几乎成为中华精神永恒性的烙印。从文化史料上讲，早在炎黄子民走上“自为”阶段前，先民们便肯定和崇尚这种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9[19]意图是：天体是水不停息地运动的，道德高尚的人应像天体那样，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先民们在肯定和渲染“天行健”——自强不息时，也特别强调“行健”的另一侧面：“刚毅”，因为行胜与刚毅总是分不开的。 “刚毅木讷近仁”，20[20]意即人要不畏困难，不怕逆境，乐于在逆境中磨练，方能培养出刚毅的品格。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21[21]就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不仅浸染在我国古代大量的传说、神话、文学作品和史料记载中，而且为历代文化所承传，以致它绵延至今，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所认同，发扬光大。可以说，哪里有中华民族文化，哪里便记载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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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强不息、刚毅联结在一起的，便是中华文化讲正气、气节，讲爱国的精神。行健、刚毅、正气、气节、爱国，在中华文化思想中，双双孪生，密不可分。 做人不可不讲正气、气节，孔子把为真理、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视为最大的“仁”，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22[22]。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3[23]。中国人自从进入“自为”阶段便极为重视民族气节，凡为民族而捐躯者则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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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尚道德”精神——古代民族精神的永恒内涵
0中华社会历来有礼义之邦的美称。在中华民族精神中，中华文化注重道德是举世闻名的。早在我们先民那里便有记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4[24]，认为大地包容着万物，有道德的人应如大地那样，胸怀宽广，能容包各方面的人、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华文化重道德，在儒家文化中特别突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说就是明证。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四项道德准则，奠定了封建时代的道德理论基础。之后，董仲舒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在“天意”基础上勉强统一起来，使儒家学说中的道德文化趋于完备。在历史演化中，经宋元明清，儒家道德文化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波浪式的演化过程，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原则已成为文化传统、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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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道德的中华文化，有丰富的内容，它涵摄诸多方面，如人性问题；道德起源和道德本质问题；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问题；“义利”、“理欲”问题；“力命”、“义命”问题；道德在天地间的意义问题；道德修养和道德理想问题，等等。每个问题都有正面与负面。可以说，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崇尚道德的中华文化，由于它以人本为主体，因而可称为中华人学或关于教人如何做人的学说，这样的学说，不仅决定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人格，而且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在历史上它成了团结、融合、凝聚各族人民的纽带和抵御外侮的重要精神力量。历史上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也主要靠“修文德”来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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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三）“整体趋同”精神——古代民族精神的独特体现
中华民族“整体趋同”精神，亦即 “整体思维”精神。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像中华民族这样表现出具有整体思维、整体趋同的民族。这种文化精神的根源同中华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联结在一起。它的突出特征便是：一切从整体着眼、从宏观入手。如最早老子把宇宙模式规定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用“道”、“生”、“和”三个概念来表示纷繁陈杂的宇宙的基本精神，所强调的是世界整体性、无一性、运动性与和谐性。老子的思想代表了古人整体思想、整体趋同的思维方式和致思途径，后来又有儒学家董仲舒加以发展，他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框架来建构他的“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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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趋同，亦即部分向整体趋同的整体精神，在传统文化那里便是“天”、“地”、“人”为一体的思想。这种整体趋同思想，在道德方面，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以“修养”为起点，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从修身开始到平天下，整体思想贯穿其中，既是起因又是后果。在政治和社会秩序方面，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体上都是以“家”、“国”为轴心，以这个轴心为起点便是大一统：社会制度一统，社会秩序一统，社会文化一统，社会伦理一统，即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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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有过分裂、有过政权更迭，但是统一时间占了三分之二，最后也将完全走向统一。历史表明：整体思想不仅汉族有，少数民族也同样有，即都追求中华民族的大统一。中华民族中整体思想、强烈的国家意识，既为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所决定，又为民族文化心理所制约，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或没有如此强烈的。这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聚合力如此重要的文化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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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四）“民为邦本”精神——古代民族精神的牢固根基
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不仅承载着自强不息、崇尚道德、整体趋同精神，而且还承载着民为邦本精神。这种精神主要内容：第一，民众是天下安定国家兴盛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25[25]“国将兴，听于民。”26[26]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27[27]第二，民意即天
意。“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28[28]“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9[29]“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30[30]第三，安民、重民精神。“安民则惠，黎民怀之。”31[31]“国君退大疑不能决断时，欠要。谋及乃心”(自思)，32[32]次要“谋及卿士”，最后要“谋及庶人”。管仲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把民众比作水，把统治者比作舟，告诉统治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即民众)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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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邦本精神是传统“仁政”、“王道”学说的思想基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重要特征。从《盘庚》篇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孔子的爱民，到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管仲的君舟民水池，乃至两汉以来的重民思想，民为邦本在思想家们手中不断被充实。就古代思想材料而言，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关于民众的富于哲理的圣贤古训，在中华优秀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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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邦本思想强调提高民众的地位，有利于调整和改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有益于民众的生息，是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不同成员、维护政治安定、促进国家强盛的重要思想。但是应该看到民本、重民并不含有对普通百姓个体价值和权利的尊重。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不仅没有个人政治权利观念及相应的规定，民作为一个群体，同样没有特定的权利，即“庶民不能自治，立君以主之”34[34]，立君治民乃是天意，由君主实行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具有这样一种持质的民本思想同民主主义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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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邦本精神与近代所讲的民主精神是不同的。惟有可取之处就是一些志士仁人用来传播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资源。但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统治者对抗虐民、残民的君主专制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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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五）“尚中贵和”精神——古代民族精神的应有之义
主张“尚中贵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它突出的是“中和”二字。何谓“中和”?“中和”包括“中”与“和”两个方面。下面分别加以说明。首
先，所谓“中”，指的是适中、中正，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35[35]即是其本义。“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36[36]这里讲的“过犹不及”，其意是说，“过”（即超过“中”）与“不及”（即未达到“中”）都不符合中道，表达了崇尚“中正”的观念。我们的祖先一贯崇尚中道。 “中行无咎”，37[37]意为处中而行，足以免咎（即：免除灾难）；“中正有庆”，38[38]意为做到了“中正”，就会有喜庆的结局；“中正无邪”，39[39]意为做到了“中正”，就不会有邪恶出现。这都表达了崇尚中道的基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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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所谓“和”，指的是和谐、协调之义。史伯曰：“以他平他谓之和。”40[40]“以他平他”，讲的是用一种事物去协调另一种事物，以促使两种不同事物达到矛盾的统一、融合状态。史伯还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41[41]。其所谓“同”，指的是一种事物对他种事物的绝对排斥状态，故又将之称为“专同”。我们的祖先，一贯主张和德。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阴阳和，万物生”；42[42]民间所谓“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国和民气旺”等，都表达了“贵和”的基本观念。“中”与“和”结合起来，称之为“中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3[43]其意是说，达到了中和境界，天地便各得其位，万物乃生长发育。该篇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明确把“中”视为“天下之大本”；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这都鲜明地表达了我们祖先对“尚中贵和”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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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中贵和”，就是主张人们在社会交往及为人处事中，要推行中正之道，坚持“和而不同”，与大家友好相处，相互协作，共享祥和。提倡“尚中贵和”，过去对于我们民族的文明进步，曾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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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载体的中华古代民族精神是一个发生的历史过程和动态性的结构，它既是传统的，又是时代的，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其中，不仅有上述列举的几个方面，它还包括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严于律己，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包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自尊、自信的奋斗意识；包括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包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勤劳忍耐的责任意识和艰苦创业精神；包括清正廉明、言行一致、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的道德追求，以及抗击强暴、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而在现代，以人的名字表达的上述精神：如鲁迅精神、雷锋精神、白求恩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等，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表征，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永远引导我们前进的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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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四、古代民族精神基本特征
古代民族精神是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载体发展演化而来的，古代民族精神所体现的特点也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体现出了重德、统一、和谐等三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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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注重道德的特性
强调道德，是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突出特点。中国的远古圣王，都被描述为道德的典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更古的三皇五帝，莫不如此。如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44[44]舜在“父顽、母嚣、象(舜之弟)傲”的恶劣家庭环境下，能“克谐以孝”，又经受了种种考验，尧终于把帝位禅让给他。45[45]正因为如此，“尧舜”简直成了有德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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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道德还是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共同倾向。儒家讲道德，说仁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不必说。就是其他各家，其所谓道德的内涵或有不同，但对德的推重则并无二致。如墨家讲尚贤、尚同、兼爱、非攻。揭出的也是一面道德的旗帜；道家批判儒家的仁义礼乐，但是《老子》也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46[46]庄子笔下的那些形貌怪异的典型，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47[47]老庄之所谓“德”，诚然别有可指，但在“重德”这点上还是有了共同语言。名家讲“泛爱万物，天地一体”；48[48]阴阳家讲五德转移，“治各有宜”；49[49]农家讲“君民并耕，饔飱而治”；50[50]就是贬抑仁义的法家，也承认“上古竞于道德”。51[51]这些，可以看作是其他各家对于儒家重德传统的某种认同。
而从汉代定儒家为一尊以后，这种重德传统就得到确立并不断被强化，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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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推重仁政德治，对于上至君主、下至官吏，首重其德。至于智力高低，政绩如何，倒在其次。心术不正，品德不佳的无道昏君和贪赃枉法、虐政害民的赃官是受人痛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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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上，虽以知仁勇为“三达德”，52[52]但还是以德为核心。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53[53]无仁之勇，只能是匹夫之勇；至于无仁之智，就更糟糕和危险了。因为无德而有才，只能算是歪才，这样的人往往会比无才的人干更多更大的坏事。“士信慤(诚实守信)而后求智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尔(还，近)也。”54[54]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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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行各业的人，固然重其艺，但同时、甚至首先也提出道德要求。一个医生，当然希望他医术精湛，但更要求他医德高尚；一个工匠，当然要求他技艺高超，同时也要求他遵道守德。练武的讲武德，唱戏的讲艺德；即使行商坐贾，也反对唯利是图，宣称“童叟无欺”，“诚招天下客”。至于广大衣民的纯朴善良、坦诚信实，就更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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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艺作品，中国人一般认同孔子提出的“尽善尽美”的美善统一观。但美与善相比，只能算是第二位的。所谓“诗言志”，55[55]“文以明道”，56[56]“文以载道”，57[57]以及“风骨”说，“寄托”说，“比德”说，“格调”说等等，无不贯穿着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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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真理，中国人一般不独立讨论，而将认知论含融于道德论之中。张岱年先生说得好：“中国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求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不能得真。”58[58]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民族精神注重和强调道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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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尚统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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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追求思想和法度统一的悠久传统。早在《诗经》中，就有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歌颂。春秋五霸，尊王攘夷。孔子
“张公室，度私门”，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陪臣执国命”。59[59]孟子明确主张“定于一”。60[60]荀子亦反复强调“一天下”。61[61]韩非更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62[62]的政治设计。儒法思想结合在一起，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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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即使撇开带有某些传说色彩的夏、商、周三代，仅从秦朝算起，也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统一时人民反对分裂，在分裂时人民盼望统一。即使是处在较长时间的分裂时期，人们仍然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比如三国时期，魏、蜀、吴都自认为代表正统；南宋时期，人民常以恢复中原为念。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63[63]充分表达了人民盼望统一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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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观相适应，中国古代建立了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具有完备德目的道德规范体系。它要求在下位的人对在上位的人尊敬、忠诚、服从、尽职尽责；同时要求在上位的人对在下位的人爱护、公正、守信，并能做出表率，为管理尽心竭力。从而维系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在下位者犯上作乱固然属大逆不道，在上位者暴虐恣睢也被斥为独夫民贼，因为这二者都有害于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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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统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有广泛而多方面的表现，它对于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并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对集体的义务感等思想观念，形成了重奉献、讲礼貌、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和较好的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有过分依赖、尊经崇圣、唯书唯上、限制主动性发挥等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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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三）追求和谐的特性
“和”是中国古代民族精神追求的一种状态或境界。“和”作为哲学范畴，指对立面的统一。西周末年的史伯已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64[64]后世便把“和”奉为普遍的原则或看作事物的最佳状态。先秦儒家把宇宙看成是个大和谐。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而把日食月食、地
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看成是“天”(自然)失和的表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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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先秦各家无不以“和”为最高理想，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66[66]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挎池”，“斧斤以时入山林”，67[67]朦胧地流露了某种生态意识。《老子》倡导“守中”，68[68]把婴儿(喻“道”)的状态赞为“和之至也”。69[69]庄子更是讲“和之以天倪”。70[70]名家的惠施也做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71[71]的结论。中国哲人承认事物的差别和对立，矛盾与斗争，但认为最终的结局或最佳状态是和谐。宋代张载的论述可作为代表。他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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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和谐更是为中国人所看重。孔子弟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73[73]但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主张“和而不流”。74[74]中国人强调个人与群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民族、社会)的统一性，一方面充分肯定个人(个体感性生命)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如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应该同他人、群体的存在和发展统一起来，使双方处于和谐的关系中，而不应分裂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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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重视君民、君臣、国家、民族间的和谐，主张“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75[75]“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76[76]经济上主张“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谨养其和，开源节流。”77[77]思想方法上主张执两用中，无过不及。修养上讲究“从容中道”、“文质彬彬”。艺术上崇尚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78[78]养生家以身心
和谐为最佳状态，中医把得病看作是“身体违和”的表现，而以平衡阴阳，协调气血作为辩证施治的要诀。不懂得“和”，就不了解古代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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