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河南社会科学 ＨＥＮＡＮ Ｓ０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Ｖ．，２０１０ Ｖｏ１．１８ Ｎｏ．６ 第ｌ８卷第６期 从创作主旨的改变看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式微 吉玉萍 （盐城师范学院摘文学院，江苏 盐城２２４００２） 要：拟话本，Ｊ、说兴盛于明清之间，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究其原因主要是作家创作主旨的改变 而致。明末清初，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能结合话本小说的特征和时代精神，表现出“劝善”与“娱心”二 者皆重之倾向；清初至康熙年问，则由于偏重“娱心”而开始呈现衰微之状；清中叶以后的拟话本作家则由于 完全走向“劝善”之途，使作品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而没落。 关键词：拟话本；创作主旨；式微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９０５Ｘ（２０１０）０６—０１６５—０３ 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小说 “欲观者有所进益”，“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 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 益”。并云，“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 学，展卷问，鲜不便思困睡”，而小说“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 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 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他认为小 “拟话本”是指文人模拟话本而写成的白话短篇小说 。。 明末天启、崇祯至清初顺治大约４０年的时间是它创作的兴盛 期，这时期产生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近４０种，平均１年有１０种 之多，但到康熙后期开始显露衰微趋势，到雍正、乾隆时期， 作品锐减，完全进入衰落期。乾隆６０年间仅出现《娱目醒心 编》一种，其后又是近百年漫长的冷寂，直到光绪年间，又有 《阴阳显报鬼神传》、《跻春台》等几部作品，但这只是拟话本 小说的回光返照。纵观话本发展史，拟话本的兴盛期极其短 暂，在中国文学史上昙花一现。对于清代中后期拟话本小说 式微这一问题，诸多小说史家和研究者从时代风气、题材内 容、体制特点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最为重要之 说的教化作用甚至比史书更广泛，因为小说采用“寓教于乐” 的方法，潜移默化地改变人。话本小说是在民间“说话”基础 上产生的，明清拟话本由话本发展而来，因此它的教化功能 是与生俱来的。“三言二拍”紧奉“寓教于乐”原则，将“娱人” 作为实现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冯梦龙将自己编纂的三部 话本小说集分别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 言”，其创作动机显而易见。凌潆初的思想观念、文学主张与 冯梦龙接近。他同样认为小说当有补于世，有裨风化，他之 原因是作家创作主旨的改变，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的一段话正好解释了拟话本短暂兴盛之后迅速消亡的疑 云：“俗文之兴，当有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如果说明 末拟话本的兴盛，是因为“娱心”、“劝善”二者兼而有之，清初 则由于偏重“娱心”而开始呈现衰微之状，清中叶以后的拟话 本则由于完全走向“劝善”之道而没落。 所以编撰“二拍”，目的是为了救时匡弊，挽救世风，“意存劝 戒，不为风雅罪人，闻之者足以为戒”。 冯、凌二人都强调话本的教化功能，但他们的作品并没 兴于宋代的说话分为四家：１．银字儿（小说）；２．说公案， 说铁骑儿；３．说经；４．讲史。小说在当时影响最大，宋灌圃耐 得翁在《都城纪胜》中云，其他说话人都“最畏小说人，盖小说 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并且常与讲史结合“谈 论古今，如水之流”（宋吴自牧《梦粱录》），且他们说起书来 有陷入枯燥说教的泥潭，而是紧扣时代特点，具有强烈的现 实性和深刻性。所以他们的作品既表现出亲切的关注生活 的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又不失趣味性和生动性。 冯、凌二人都生活在追求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 潮不断强化的晚明时期。冯梦龙对王阳明很推崇，又“酷嗜 “铁石肠也须下泪”（宋罗烨《醉翁谈录》）。这说明小说的社 会教育作用极强大。明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里也 曾将史书与小说作了对比：史书“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８—２０ 李氏之学”，其思想受到明中后期人文思潮的影响很深。他 提出很多进步的文学主张，强调并坚持以“情”为指导的创作 原则，认为通俗文学对市民产生的强大的社会作用，主要来 作者简介：吉玉萍（１９７ｏ＿＿），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１６５・ 自“情教”，而不是“礼教”。他强调以情感人，并强调文学的 他们在创新之时没有能充分注意到拟话本“娱心”和“劝善” 真实性、通俗性，曾说：“子犹诸曲，绝无文彩，然有一字过人， 日‘真’。”把“真”作为衡量作品思想、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 他又极为重视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古今小说序》云：“唐人选 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他把小说通俗化与作品 的对象和内容联系起来论述，认为写给市民群众看的反映 两者的结合，而是侧重前者，过分追求作品的娱乐性、趣味 性，“以文为戏”，嬉笑怒骂，随意发挥，和明末“存雅道”、著 “良规”而“归于厚俗”风格相比，他们却更多“游戏神通”之特 色 。李渔的创作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李渔是清初拟话 本小说作家中在创作上表现出逃避现实、以文自娱的典型代 表，他身上存在一种既是享乐的也是审美的东西。他的人生 哲学是：“不要奢望，以免失望；不必深谋远虑，要想到还有不 如自己的人，以此自慰。”ｌ４ 这种观点在他的小说、戏剧里也表 “村夫稚子，里妇估儿”的生活题材内容，必须要有与之相适 应的文学语言才行，也就是要“谐于里耳”、“话必通俗方传 远”。总之，他要以“情”、“真”、“俗”之作“教诲诸众生”，这是 冯梦龙思想观念的核心，也是其文学主张的核心。 凌潆初也强调文学创作要注意教与娱、雅与俗、常与奇、 现了出来。而且这种观点还被他用在“五常”的范围内，将儒 家思想改造为顺应潮流的思想。因此，在满族入关后他能顺 真与假等之间的关系。他高度评价“语多俚近”的宋元小说 话本：“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尚“奇”是凌漾初小说 理论的核心内容，他在《拍案惊奇・序》中对“奇”作了具体阐 释：“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 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 以常理测者固多也。”他还重视作品的真实性，在《拍案惊奇 凡例》中云：“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 犬马难，画鬼神易，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亦有一二涉于 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 同。”他能够充分考虑市民读者的审美需求，讲述发生在他们 身边的故事，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感。所以“二拍”中现实题材 大大增加，历史题材也仅借用了历史的外壳，里面填充的仍 然是明代的现实内容。优秀的小说既可娱目又可醒心，冯梦 龙和凌漾初的“三言二拍”就是借助这种娱目的形式来劝善， 达到醒心的目的的。冯梦龙和凌潆初相似的生活经历与文学 观念使他们成为明末文坛上两颗耀眼的巨星，他们的作品在 当时翼飞胫走，令“争先快睹者”“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 可舞”，轰动一时。在他们的带动下，当时形成了一个达３００ 人之多的拟话本创作群体。现在已知的拟话本集有２０种之 多，作品４００余篇，拟话本小说的繁荣局面由此形成 。 在拟话本小说的发展史上，虽然有很多小说史家将“三 言”、“二拍”与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归为一个时期的作 品，将冯梦龙、凌漾初和李渔看做拟话本小说的三大代表作 家，但是从明末到清初虽只有短短３０多年时间，实际上作家 的心态、文学观念和创作主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末 拟话本作家都身处乱世，一般都抱着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 对待现实的黑暗和苦难，以虔诚之心来劝诫说教，企图挽回 世道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即使是寻奇猎艳，也大多来自前任 或基于现实，没有刻意在作品中用传统观念覆盖市民意识。 清初拟话本作家大都经历了易代之痛，在明末清初的时代风 云变幻之中，他们饱经忧患而变得世故、逃避现实。创作中 他们继承了话本小说自诞生起就有的“劝世戒世”的创作意 图，认识到话本“娱心”和“教化”二者兼而有之的特征，但他 们欲求突破前人窠臼，欲从“三言二拍”的创作模式中解脱出 来并超越他们，以此来显示他们的不同，延长拟话本的生命 力。而且宋元旧籍到凌潆初“二拍”前就已“搜括殆尽”，清初 拟话本作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题材、艺术上求“奇” 创“新”。而清初大多拟话本作家也确实选择了这条道路，但 ・１６６・ 应当时的政治现实，而不像冯、凌二人都死忠于明王朝。李 渔认为文学的作用，只是娱乐或供人享受，他曾以诗表白： “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他把“传奇原为消愁设”、“一夫 不笑是吾忧”的戏曲创作原则，贯彻到拟话本创作中，其拟话 本集也标名为“无声戏”，小说就是无声的戏曲。创作中他特 别注意求奇创新。为了达到奇的效果，他注重故事情节的编 织，以新奇曲折的故事去吸引人。李渔作俑于前，《五色石》、 《八洞天》、《人中画》、《豆棚闲话》、《珍珠舶》等作品效颦于 后。这些作品基本因袭李渔的创作风格和特色，都较注重故 事情节的曲折跌宕、新奇动人。如《五色石》之《二桥春》写窃 诗骗婚，一波三折，曲折变幻；《八洞天》之《劝匪躬》写义仆王 保男扮女装携小主人外逃、颜太监收留一位被罪谏官之女在 外避祸，情节紧张曲折、扣人心弦。但这些篇篇竞异、字字出 奇的作品并没有能够延续明末拟话本的繁荣面貌，反而使它 逐渐呈现衰微之状。原因何在？仔细分析，有这样几点：第 一，清初李渔等拟话本作家为了追求小说的“新”、“奇”，追求 娱乐性、趣味性，忽略了自身的社会人生修养，没有接触到社 会现实或社会历史的本质性问题，不够深刻隽永，缺乏现实 性。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说：“小说可以存在的唯一理 由，就是它确实在企图再现人生。”他认为：“现实（具体记叙 的坚实性）的气息，在我看来，似乎是小说的最高德性——小 说的其他的一切优点都不能不俯首帖耳地依存于这一个优 点。如果这个优点不存在，其他优点都等于零。”Ｉｓ］李渔的小 说和戏曲都存在这一不足，他自己后期也认识到了这一问 题，在《慎鸾交・副末开场》中他自己曾说：“少年填词填到老， 好看词多耐看词少。”第二，小说题材狭窄。明末拟话本“三 言二拍一型”中，讲史、公案、侠义、人情等各种题材皆有，而 清初至康熙前期小说多描写世态人情，李渔《十二楼》、《无声 戏》两部拟话本集共收３Ｏ篇小说，一半为婚恋题材。第三，小 说情节大于人物。李渔把戏剧创作的一些技巧和手法，运用 到话本创作中，虽使作品具有一定特色，但有时情节过于逐 奇弄巧，误会、巧合层出不穷，令人有失真、失信之感，有悖于 文学创作和社会审美的圭臬。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些作品情 节大于人物，人物形象的刻画大多比较单薄。文学是人学， 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作为叙事性文学 的小说尤其如此。能不能刻画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通过 艺术形象去反映社会生活，往往是衡量一篇作品是否成功的 标志。这也是拟话本小说在清初以后不被市民所接受呈现 衰微趋势的一个主要原因。 大的文字狱就达七十四起之多。涉及的社会面广，有朝中大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到雍 臣、政府官员，也有知名文人、下层知识分子，甚至连识字不 正、乾隆年间，清朝的统治达到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 为１３０多年，史称“康乾盛世”。但就在这一时期拟话本小说 无论是在创作数量还是思想艺术水平上都呈直线下滑之势， 多的普通百姓也不能幸免。更令人心 ｔｇ胆战的是其处罚之 ，严厉和残酷：动辄处死，甚至对死人都不放过，稍有瓜葛，便 难以侥幸逃脱。三是与统治者采取严厉措施禁毁“淫词小 直至最终寿终正寝。正如郑振铎先生在《西谛书话》中所言： “到了乾隆间，娱目醒心编的刊布，话本的制作遂正式告了结 束，话本的作者也遂绝了踪影。”其原因正如笔者在前面所 说”相关。当然清朝统治者禁毁小说，主要禁毁所谓“诲淫诲 盗”之作，那些宣传封建道德忠孝节义的小说不在其禁毁之 列，因为它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清代是我国封建专制达 到顶峰的时代，李渔之后的时间里，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愈发牢固。中叶以后统治者开始加紧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康 熙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曾三次查禁“小说淫词”，尤 说，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拟话本小说创作主旨完全走向“劝善” 之道。在市井间兴起的话本小说，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有 着“劝世戒世”的创作意图，但由于现实本身的作用及无数参 与加工的知名、不知名作者的思想观念的表达，它的客观意 义往往会超出它的主观意念。如“三言二拍”等优秀的话本 集中也不乏说教的成分，其中的善恶观念，也包含了儒家伦 理观念，但冯梦龙、凌漾初等晚明优秀的拟话本作家，并没有 刻意去宣扬忠孝节义观念，而更多的是从生活出发发掘素 材、创作小说，作品中常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背离的思想出 现，如对人性和人情的张扬、对下层女子尤其风尘女子情感 的肯定、对商人这个群体的颂扬等。但清中叶拟话本小说大 多￣ｌｌｉ）ｌｔ诫满纸，告诫连篇。如在石成金的《雨花香》和《通天 乐》中，有的劝诫篇幅达到全文总篇幅的１／３；署名笔炼阁主人 的《八洞天》在每卷的大标题的命名上，出现了教化意味极浓 的标题，如《明家训》、《劝匪躬》、《醒败类》等；杜纲编的《娱目 醒心编》开篇就是表彰孝子的故事，十六篇小说正如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所云“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劝忠说孝的腐语”； 由芝香馆居士选编《拍案惊奇》、《今古奇观》而成的《二奇合 传》，回目下每条都另外特别加注“劝积德”、“劝孝悌”、“劝节 烈”、“戒争产”、“戒邪僻”、“戒贪淫”等。由此可见，清中叶以 后的白话短篇小说作家完全把小说当做了为道德说教的工 具和手段，忽视文学所应有的审美性、娱乐性和？肖遣性。拟 话本小说走向衰亡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失去了作为文学而 存在的理由。 但是，为什么在清中叶以后拟话本小说创作主旨完全走 向了劝诫教化的道路呢？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与官方极 力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相关。晚明涌起的人文解放浪 潮这时已趋于消失，理学思想重新泛滥，而统治者也大力提 倡，企图以此来统一思想。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倡导作家要以 通俗语言张扬道德传统，发挥它巨大的教化作用，乾隆时焦 循在《易余筲录》卷一二中就提出作家应“以忠孝节义之训，寓 于诙谐鬼怪之中”。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中明确提出写作 小说的目的就是进行劝善惩恶的教化：“小说何为而作也？ 日以劝善也，以惩恶也。”二是与统治者接二连三地制造骇人 听闻的“文字狱”有关。雍乾两朝是清代文字狱最盛的时期， 文网严密，文人动辄得祸，恐怖的气氛令很多胆怯的文人噤 若寒蝉。据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卷五统计，仅乾隆时的较 其是第三次，措施非常具体，处罚也十分严厉，不仅“造作刻 印者”、“市卖者”要严惩，而且官员查处不力也要处罚。雍正 二年、乾隆三年，重申康熙禁令，而且一朝比一朝严厉。所以 清代拟话本小说创作从康熙朝开始，一朝不如一朝，直至最 终完全绝迹 。四是因为清初由汉族士大大所发动的反清武 装斗争已成为过去，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已将清王朝作为自己 的政治依托，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自觉地成为封 建伦理道德的信奉者、彰扬者。清中叶的拟话本小说作者正 是生活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之中，他ｑ］１ｂ说的创作主旨之所以 完全走上“劝善”之途也就一目了然了。 综上，拟话本小说的创作经历了晚明短暂的高潮以后， 便一直走下坡路，终至一蹶不振，作家创作主旨的改变是其 衰亡的主要原因。晚明拟话本作家沿着宋元话本反映生活、 教化人生的传统向张扬人性、人情的方向发展，创作出很多 既娱目又醒心的优秀作品；清初拟话本作家想有所改变，另 辟新径，但追求“以文为戏”的目的却减弱了作品对现实生活 的开掘，只能在生活的表皮上浮掠。清中叶以后随着思想控 制的加强，嬉皮笑脸、涉笔讥刺已不合时宜，又易招灾惹祸， 拟话本作家已被迫完全走上说教劝诫之路，枯燥的说教、陈 腐的内容令读者厌烦，也令创作者失去了创作上的吸引力。 此种状况，拟话本实在是没有出路，只能通向灭亡。 参考文献： 【１］鲁迅冲国小说史略［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ｆ２］陈大康朋代小说史【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张俊．清代小说史［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美】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Ｍ】．尹慧珉译．浙江：浙江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９． 【５】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 【６］傅承洲．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Ｊ］．东南大学学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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