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醉翁亭记》中之太守形象

浅谈《醉翁亭记》中之太守形象

《醉翁亭记》的作者是欧阳修。欧阳修作为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一向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是内容，是本质，“文”是形式，是明道的工具。他把“道”比作金玉，而把“文”比作金玉发出的光辉。

印象中他的诗总是写得很庄重，充满理性，有一种忧患的情怀，如《食槽民》等。便觉得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是一个自觉地肩负着一种文学或历史的使命的文化长者。可是，也许这位长者被宋代理学及长期的文化传统积淀的沉重感压抑得难受，他又做了不少的词来抒发另一种心情。在当时词为“艳科”，为“诗余”，他自然在写词时也丢掉了创作诗时那种恭敬的心理，那种甚至要流芳百世的考虑，他在随手写出供自己或友人把玩的词里不设防地给我们展现了另一面的欧阳修，一面带着文人狂士玩世不恭的心理，一面充溢着“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多愁善感。

这样倒也罢了，人具有两重性格是正常的，更何况宋代社会的思想环境如此，便觉理解他了，可是一篇《醉翁亭记》又让他的形象亮丽了一笔。

欧阳修的诗、词、赋写得都很好，但散文尤突出，独具风格，自成一家。他的文章是师法韩愈的，但比其更明白流畅，平易朴实，能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形成了一种自然清新，抒情委婉，说理透彻的风格。读之使人感到从容不迫，情趣横生，耳目为之一新，《醉翁亭记》便是其代表作。而从这篇文章精彩清新的文辞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学史中典型的“文章太守”形象。

可称得上“文章太守”的人不少，从汉代的贾谊、司马相如到唐代的白居易、杜牧，宋代的苏轼等等。这个称号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漂泊在官场中的文人的无所归依之感。他们一面在官场中想求得仕途的一帆风顺，完成自己的伟大抱负，实现传统使命所赋予的人生价值。但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万丈雄心，却总被与文化规则格格不入的官场规律搞得头晕脑胀，与之交手不几个回合，便屡屡拜于下风，停在受冷遇的状态中，官职不高也不撤职以示政府的“宽容”。而天生的清高使得他们不屑于以一种乞求的姿态来谋得政治上的高升，于是便寻求自觉平衡的一种心态，或寄情山水，或致力于地方建设，或混迹于青楼，自求潇洒的心怀。“文章太守”的称号蕴涵了好多的失望、辛酸，却也有解脱、自尊、怡然的滋味在内。我认为欧阳修有意无意的自谓（“太守”）及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底蕴（或说素质）使其也具有这个特点。

欧阳修毕竟还称得上一个“意气自若，随遇而乐，心怀坦荡”的“泱泱君子”，他发展了“文章太守”的形象，在其传统的沉重落魄的文化意味上他冲淡了一些，而在轻松、释然的文化追求品格上他加重了色彩。也许是因他认为被贬并非己过（他是支持范仲淹的改革被贬），扪心自问，无愧天地。于是他很快便从挫折中恢复过来，将眼光投向身边秀丽的自然山水。落难中的心灵最易与大自然亲近，并且滁州山水也确实令人叫绝，山青水秀的优美环境立刻化解了他内心的无限愁闷，滋生了优游其中的意念，并将“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种感情从

他同时期创作的《丰乐亭游春三首》也反映了出来。

自然的山水熨贴了他失落的心灵，但真正给他以抚慰的，还是当地的人民，即与之同游的“滁人”。人生最大的欢喜莫过于在人间找到共鸣者。你看，《醉翁亭记》中的游人和太守相处得多么和谐！对自然山水共同的亲近感使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也拉近了。这里没有官场的互相倾轧，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在淳朴的民风中，“太守”找到了一个放松心灵的空间。那“往来而不绝”的游人，那“酿泉为酒，山肴野蔌”的太守宴，那“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的热闹场面，无不让他沉醉其间。他的政治郁闷相信已在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的此时此地化为一缕缕风烟了。

这是欧阳修的旷达，也是他的幸运。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又分明流露了作者美中不足的轻叹。作为一名文化精英，人间知音难觅，固然民风淳朴，固然“相从者甚欢”，但那种“阳春白雪”的召唤有谁能应和呢？这是他狂欢醉而归时自然而生的一丝怅然。“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春实际并未回，回去的只是太守的那份怡然。这样的感慨情不自禁，这也许出于文人天生的敏感，可比起被贬后借《岳阳楼记》而慨然的范仲淹来说，欧阳修旷达多了。

同样处于失意途中，《醉翁亭记》中的欧阳修比范仲淹们暂时丢去了一份凝重的化解不开的思想负担，将面对社会的愁苦而无奈的目光稍稍转向了自己的人生和面前的山水，觅得了又一方明丽的天地。

这，是另一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