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的人格理论及其他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学说。这门学说的革命性在于指出人的精神并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单元，也就是说，面对客观世界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协调的主观思想。人的主观思想是有层次有结构的多元体，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协调一致的合作，而是充满了斗争与冲突，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斗争冲突是指超我、自我将本能欲望压抑到无意识以下，而无意识又总是时刻能够返回来干扰人的意识。人的精神就时刻处在压制与反压制的内在张力之中。）
精神分析学是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反叛，理性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自我，并且通过理性能够把握世界和人自身，这在精神分析学那里成为一个神话。人的精神不再是协调、统一和有理性的，无意识深渊的陌生性、异己性和神秘性展现出一个完全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自我。而拉康的理论将自我的形成建立在一个镜像认同的基础之上，揭示了人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产物，并不具有多么牢靠的、真实的、绝对的根据。（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谈到）总的来说，精神分析学是一门对人进行重新认识的科学，“认识你自己”这一镌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是人类探索追寻的永恒主题，自古以来的各种学说都对这一问题作出过某种诠释，而精神分析学则从人的精神层面对此作出了最深层的、最精微的解答。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创造性重写，他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到精神分析之中，并结合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重新诠释弗洛伊德。因此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也被称作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一切精神分析学的研究都是基于无意识和主体（人格）这两个领域进行的，拉康的学说也可以主要分为这两个方面。
主体的形成
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
在弗洛伊德那里，儿童主体人格开始形成的重要步骤是俄狄浦斯情结，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儿童与母亲和谐共生，儿童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自我与整体性的他人的概念，儿童的身体与母亲和外部世界是混沌不分的。这一阶段的儿童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主体人格尚未建立。后来，由于父亲形象的介入，儿童与母亲完满自足的双边关系结构，不得不在父亲的阉割威胁之下让位于服从“现实原则”的儿童、母亲与父亲的三边结构。父亲所代表的世间法对乱伦的禁止是一切社会权威的象征，从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儿童开始获得了某种主体人格，开始具备自我和意识，并在性、家庭和社会网络中获得一个独特的地位和角色。可见，俄狄浦斯情结是道德、意识、法律，以及各种社会权威的开端，是主体人格形成的重要步骤。
拉康在弗洛伊德说学的基础上提出“镜像阶段”理论，认为镜像阶段在儿童“自我”的形成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婴儿在出生后的6个月之内，即“前镜像阶段”只能被动地接受到外界对他的作用，所得到的印象只能是零碎的片断的，并无统一性和整体性观念。克莱茵（著名的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长期在英国工作）认为，此时的婴儿的利比多并不朝向整个人，而是朝向“部分对象”，如乳房、大便和阴茎等。拉康在此问题上赞同克莱茵。
6至18个月期间，一般婴儿都会经历一种变化，拉康称之为“镜像阶段”的变化。这一年龄段的婴儿经常会冲着镜中自身的像发笑。拉康认为这是一种会心之笑，标志着从被动接受阶段向主动行为阶段的转变。
如何来解释这种转变呢？拉康认为，心理学上的成像理论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现象。成像代表着一种来自利比多能量的同形或自恋的认同。“像”即一种形态，生物学研究表明，形态（无论是自身像、同性同类像或异性同类像）在鸽子或蝗虫的身体发育成熟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婴儿的情况较动物要复杂：一方面他从镜中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形态，一种具体的像的统一性，这一点与动物无异；另一方面，当他看到随着自己的动作镜像也会有相应的动作时，就会误以为自身已经能自如地控制镜像了，为此惊喜而发笑。
婴儿这种想象性的控制能力的获得显然是以成像认同为基础的。
“镜像阶段”可以说是人类主体成长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与镜像的想象认同使主体（婴儿）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想象的控制能力。它表达了婴儿这样一种期待：尽管他仍处在一种不协调、无法自如活动、需要旁人照料的状态中，却在想象的层面上，通过与镜像的认同，期待着一种对身体的整体性的自如控制。
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开端。在随后的生活中，通过一系列与自恋对象或爱之对象的认同，自我逐渐获得了一种身份或同一。对于自我的这种构成状况，拉康曾把它比喻为一只洋葱：“自我，是一种像洋葱一样被做成的对象，剥开它，你会发现构成它的连续认同”。镜像无疑处于这一系列认同的底层。因此，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原型。不过，婴儿（主体）一开始并不知道那就是他的镜像，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一个“小它”（the other）
那么，这个小它或他人是如何成为自我的呢？拉康认为，那是利比多作用的结果。婴儿对镜像的利比多投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一种来回的流动，拉康称之为“跷跷板”游戏。通过这种来回流动，婴儿与镜像之间就发生了一种角色的转换。角色转换引起两种后果：一是借助于镜像的像的形式，婴儿获得了躯体感，二是婴儿有了意识与躯体的区分。
在个体自我的形成过程中，通过观察某些儿童行为，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种角色转换现象的存在，如18个月到3、4岁的儿童活动中可以经常观察到，某儿童打另一儿童时，往往会说“某某人打我”，而非“我打某某人”。这并非是儿童在说谎，而是此时的儿童正在经历那种角色的转换，加上自我还没有完全确立，故无法分清自我行为与他人行为。角色转换是主体（儿童）成长的必经的阶段。
镜像阶段的意义：
1、一旦自我借助于镜像开始确认，主体（婴儿）不但获得了统一感与整体感，而且同时意味着差别开始出现，正是因为婴儿发现了差别的存在，他才需要借助于统一感来消除差别。所以，镜像阶段除了促成了自我的诞生，还意味着在主体自我与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2、体现了开创性、潜在异己性及分裂性的并存。开创性指的是自我借助于镜像而诞生；异己性指的是镜像又是一个小它或他人，异己性就是“他性”（otherness）。“他性”似乎更像是人的一种根本性。因为，从根本上看，“他性”这种异己性始终是在场的，所以人类主体根本上是分裂的。拉康的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晚期关于“自我分裂”的观点有一定的联系。弗洛伊德从恋物癖的研究中发现，自我的内心可以共存两种相反的心理取向和态度，一种承认某种外界现实，另一种予以否定。拉康从“自我分裂”的观点出发，认为自我不是一种具有自主功能的适应性心理结构，而是幻象的所在地。自我根本上是一个他人。
大约在18个月左右，婴儿的兴趣就从对镜像的迷恋转移到试图对工具的控制和他人的行为交往中去，于是“镜像阶段”宣告结束。婴儿迷恋镜像的行为的消失，有助于主体的顺利成长。因为只有当婴儿从自恋的想象认同中脱身出来，象征秩序或语言的介入才成为可能。在具体的个体成长过程中，婴儿很快就能认识到，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如果他
仍然不用言语来表达其需求的话，那么，父母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理会它了，其需要于是也就得不到满足。当儿童认识到父母对他的非言语的要求根本不予回应时，“镜像阶段”就结束了。
菲勒斯（Phallus）
婴儿一旦从镜像的迷恋中脱离出来，他就会转向他人。最重要的他人莫过于母亲。拉康认为，单独的母婴关系并不存在，它只能是想象三角形中的一部份。想象三角形的另一元是什么呢？拉康称这一第三者为菲勒斯。
菲勒斯是拉康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要理解这一概念，需从“欲望”概念着手。拉康认为，人是欲望的载体，是一种欲望主体。就母婴关系而言，婴儿欲望的对象并不是母亲，而是其它东西。那其他东西是什么呢？为了独占母亲的爱，婴儿往往会想方设法来取悦母亲。从根本上说，要想真正取悦母亲，就要成为母亲欲望的东西。所以，拉康称儿童的欲望是一种欲望的欲望，是欲望满足母亲欲望的欲望。说欲望关系是三元的，那是因为它已经包含了婴儿与母亲的欲望共同指向的第三者菲勒斯。
作为母亲欲望指向的菲勒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象征符号，代表了一种缺乏，是关于缺乏的能指。欲望的根本对象就是一种缺乏。拉康在对象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对象首先呈现在一种对失去了的对象的寻找中。对象总是重新找到的对象。”（弗洛伊德认为，女性通常觉得自己是被剥夺了重要器官的性别）。
母婴之间最初的爱的关系，从母亲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无偿给与，而从婴儿的角度来看，对应的是一种呼唤。所谓呼唤，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么一个层面，即母亲有时候是不在的。
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制约因素
拉康以想象级、符号级和现实级这三个概念来说明儿童的无意识成长发展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这里的每一个词都有两重以上的含义，即双关语式的或称为语言歧义。
想象级（The Imaginary Order）是“想象——形象”；
符号级（The Symbolic Order）是“符号——象征”；
现实级（The Real Order）是“现实——实在”。
想象级
在镜像阶段，儿童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影像，这是想象活动的开始，想象的进程是先出现形象，再发展为精神的活动。拉康称之为“啊哈顿悟”（Aha—Erlebnis），儿童从镜像中看到自己所产生的身份认同，从而产生了符号原型。“我”的一种最初形式在这个原型中诞生。
拉康把认识的开端定为影像，显露出一种时代精神，即德里达所说的“原型书写”（proto—writing）。
经过镜像阶段，儿童心理中原本破碎的影像为镜中的自我形象所取代，从而取得自我认证。但这一过程的性质在拉康看来只是形象的假象，还不具有真实的意义，因为它仍然是自我的想象，并未经过符号与现实的检验。在生理方面，儿童还不会说话，没有符号的认同也未得到文化的同化。所以说，镜中映像虽然能令儿童欢欣鼓舞，而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假象。
换言之，儿童看到的只是关于自己的一个外在形象而不是对自己的真正认识，真正认识需要通过社会化来实现（当然根本上是实现不了的——这个问题留到现实级来讨论），而社会化就意味着符号化、象征化。
说到“假象”，就必然会联系到移置、替代，等等概念，联想到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说。弗氏认为，精神病的实质是由于人的精神历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不能进入正常的意识，转而进入潜意识领域，形成精神病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要得到发泄，就会寻找它的替代品，这便是精神病的症状。而且这种作用力一直在反抗意识对它的分析和矫正作用（不愿正视现实），拒绝把潜意识化为意识。这种反抗也叫防御机制，它本身也是病态的。
弗洛伊德说：“一种心理的动作本可以成为意识的，但被纳入潜意识系统，这种历程叫做压抑。又如潜意识的心理动作，在意识阀的门口，为检查作业所排拒，因此不得闯入前意识的系统，这种历程，我们也称之为压抑”。简言之，“压抑”就是防御机制在发挥作用，“压抑”导致移置、转换、变形。如弗氏曾谈到一位年方三十的女患者，一天之内总有一个奇怪的强迫性动作，从自己房间跑到邻室，站在室中央一张桌子旁，把女仆召来，又挥之即去，也不说明理由，自己重回房间。在医生的指导下，她才明白这一动作的起因，皆因10年前嫁给了一个缺乏性能力的男人，丈夫为遮羞，在婚后第二天早上，把一瓶红墨水倒在褥单上，目的是避免铺床女佣的嘲笑。这就造成了妻子的心理病态，她对丈夫的同情使她产生强迫性动作。她把仆人叫来，目的是使仆人看到桌上台布的大红斑。她是用桌布来代表床单的。这是一个心理的幻象，近似于拉康所说的“自我”映像所形成的假象，而这一切又都是由心理的防御机制所造成的。
拉康认为防御机制和压抑最早存在于儿童的镜像阶段。镜中的映像是压抑性的，它是无意识中的假象，如同梦中和精神病的压抑是一样的。然而，拉康是从辩证的角度来认识假象的，因为假象也是认识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与真实绝对对立的，它是通向真理的一个
阶梯。如黑格尔所说：“我们很可能做出错误的认识。某些东西被认识错了，意思就是说，知识与它的实体不同一。但这种不相等正是一般的区别，是本质的环节。从这种区别里很可能发展出它们的同一性，而且发展出来的这种同一性就是真理”。拉康正是融会了黑格尔哲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构建了他的想象级中的形象认识。
想象级在拉康的学说中有它相应的主要范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moi（无意识自我；与弗洛伊德的自我ego不同，它还不是一个真实的主体，只是主体的幻影和映像，一个镜前的影像，一个身体，它是被自我的他人性所展开了，即由镜像引发“自我”的意识）。拉康对于心理学家们所构想的自我ego不屑一顾，他从不相信有完整无缺的自我出现，只有屈从于他人的、受到颠覆的、受到压抑的奴隶。弗洛伊德理论中还有一个“自我”的存在，用来保留人类的最后信心。拉康给了人类中心论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对地球中心说的否定；第二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三次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他瓦解了自我，使它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象，只是一个幻象，一个给人类造成幻象的主体的结构。拉康使自我认证的神话从此破灭。当女权主义者为女性自我认证的权力而奋斗时，其实只是为了争得一个被拉康视为没有内容的地位而努力。
哈贝马斯认为，拉康与弗洛伊德是一脉相承的，把意识的发生理解为人的“本能冲动和欲望”，这种本能冲动只是人的“前社会性自然本能”。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本能在人完成社会化之后虽然保存下来，但已经不能与人的社会性相比，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了。他并不了解拉康的moi与弗洛伊德的id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弗氏的id可以说是“混沌”一片，moi则是一个由“自恋的自我”所衍生出的概念，它是无意识的认证和自恋，而且这个概念不是固化的而是进化的。若从意识起源说，拉康学说对于人类的意识的历史的确是一个大胆的修改，把意识的产生看作是无意识的认证过程。他从一个比快乐原则（利比多宣泄）更高的水平来观察心理活动，幻想（性幻想）只作为心理活动的实践内容之一，而不是超出一切的总原则。拉康在儿童与作为他人的联系（首先是与自我客体和母亲，其
次是与他人）中看到了快乐原则的深层存在，他解放了原本固定的快乐原则，把它变为一种追求和占有。
拉康也抛开了所谓现实原则的说法，用菲勒斯能指来取代它，这是一个命令的、强迫的力量。它改变欲望，使其产生变形和位移，从而产生主体的结构。
符号级
在想象级中，主体从镜像看到自己，他人（镜像）对于自我的形象来说，是决定性的。
他人（镜像→母亲→父亲<法权>）
拉康认为，任何想象级的解码都要依靠于法权（the law）的调停者，这就是第三者菲勒斯，它指引着想象级走向了符号级。
这个能指也使得“他人”（the other）从想象级的同一性地位变为符号级的他者（The Other），主体对母亲的欲望转变为父权的屈从，主体以放弃俄狄浦斯情结为代价，向父亲认同，向菲勒斯认同。
伊格尔顿称菲勒斯是“一个把我们与想象分开并把我们插入我们在这一象征秩序（即符号级——注）中的先定位置的符号。”
在拉康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菲勒斯的地位无法取代，因为它集性别、名号、父权、法权象征为一身，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几乎都借助于它来展示了。
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瓦就指出，拉康“符号级”的现实，就是现行社会中
的性别、父权、法权的统治，必须予以颠覆。
德里达认为，现代社会在政治、道德、伦理和法律中都表现出一种“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c）主义。从思维方式看，这又是“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c）主义的。在德里达看来，这个社会的表与里结合为一，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交结处，便是彻头彻尾的“菲逻各斯中心”（Phallogocentric）主义。
人类语言的出现与儿童进入语言之网中一样，是一个从自由的想象级步入受到社会法权道德限制的符号级。这在精神分析意义上，便是进入俄狄浦斯情结。
儿童从想象级进入符号级，也就结束了镜子前的认证，进入了生活中实有的俄狄浦斯情结之中，父亲在这里介入，他所代表的父权的独占性、阉割的威胁都使得儿童改向父亲认同，这便是所谓的“再次认证”。儿童向父亲认同的意义不是向一个人认同，而是向一个“他者”的认同。
拉康的新俄狄浦斯情结是这样描述的：在婴儿出生以后，母亲与父亲都可以成为婴儿的注视对象，其中在多数情况下母亲居于中心地位（这与母亲哺育照顾婴儿有关，而不是性欲关系）。在6—18个月间，儿童开始与母体的认证过程，以后儿童逐渐变得与母亲的欲望客体认证，儿童要成为母亲欲望的能指，这就是菲勒斯。这时菲勒斯和父亲的隐喻对婴儿来说只是一个所指而已（即目的、意义是让母亲关爱自己）。这个过程的意义并不在于儿童对母体的关系本身，而在于儿童对他人性的承认，儿童已经能区分自身与他人，向他的对象化思维迈进。这时产生了第一个隐喻性的能指——父亲的名字（the Name—of—the—Father）拉康有意把它断开来，表示它的混乱和阉割状态（即儿童对法权尚未有真正的认知）。
什么是阉割？拉康的阉割有什么特殊含义？
简略地说，阉割概念源自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说。他认为儿童大多有手淫式的习惯即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这时会受到大人的恐吓，威胁要割去他的生殖器，其实目的在于使儿童戒除这一恶习。但这样会使儿童在无意识中产生一种阉割恐惧，有了自己被阉割的幻想。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儿童产生与母亲乱伦的无意识中的欲望，但这时，父亲的存在使儿童感到威胁，他害怕被阉割，特别是他错以为女孩是被阉割过的，就更为恐惧。他依据现实原则，来向父亲表示顺从，想象中自己也会成为他那样的人，与恋母情结告别。
拉康接过弗氏阉割概念加以改造。他认为，阉割作用发生于他者性的介入。本来在后镜像阶段儿童已经得到了完整的映像，会产生自我满足的感觉。但是，父亲作为菲勒斯能指的地位，引起的儿童的再次认证同样会使他不安。因为在性别意义的认证中，他会感到母亲同样是受到阉割的，儿童的不安是在存在的意义上而不是性欲的意义，阉割感仍会产生，儿童仍感到自己的空缺（lack；类似于成人的边缘感、异化感）。总之，拉康在符号级中，强调的是“阉割”所带来的是菲勒斯的一种威势。
关于符号，拉康认为它的基本特性不只在于差异性（即符号以彼此之间的差异而成立）更在于它的可转换特性（即指称的多义性），所以菲勒斯可以指称一切权威性、统治性的东西。但拉康并不主张人应该顺从菲勒斯中心主义，他认为弗洛伊德有两种符号理论，第一种理论是原形的符号，比如在对梦的解析中，梦中出现的形象与符号都是个人经验性的，不能变化的。后来，弗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提出第二种符号理论，认为梦中出现的只是一些编码，它所暗示的是人类所共有的经验，这是固定的符号。拉康所赞扬的是弗氏的第一种符号，认为这种个性化的符号，其实如同原始人的图腾，是比喻性的、个人经验性的。拉康的观点为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读者可以不受原作能指的限制，发挥自己的符号创造力。用保罗·德曼的话来说：“没有一个文本是带着意义的嫁妆来到这个世
界上的”。读者从阅读中得到的是暗示，他可以找自己的所指和意义。
现实级
现实是可以认识的，可以经过知识而获得的，但现实级则是不可以获得，它有些相似于康德的“自在之物”。主体的目标在于对真理、知识和意义的追求，这一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也是永远不会完全实现的，因此它就成了主体的极限，主体的真正欲望。它是永远“在场”的，同时，由于它的不可被掌握，它又是在局外的。所以拉康的现实级的实在位置是在想象级与符号级之间，而不是处于符号级之后，原因在于它是不可能被符号化的，主体对于它是无能为力的。
拉康的符号级作用在于借用语言符号来对主体的欲望进行编码，用他人的话语来揭示主体无意识的本质。符号对于拉康来说，其本质乃是对于“不在场”之物的替代。父亲的地位（欲望的符号化）取代了母亲的身体（实际的对象），这已是一个替代了。语言则完全是一个隐喻——它在替代一切事物。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拉康强调符号的基本特性不只在于它的差异性，更在于它的可转换性。这个想法早在人类学中得到了证明，列维—斯特劳斯就主张，符号并没有意义可言，它也不表示其它相关事物的意义，像荣格那样在人类学中寻找所谓有意义的原型符号，实在是很可笑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从图腾符号中恰可以看出，图腾不过是一种系统代码，它是双向可逆的，它们可以传达能够转化为其他代码的信息。如中国的“阴阳鱼”符号就是一种可以同时适用于不同系统的信息，它可以用在卜筮、哲学、医学、国旗上。当原始人说“我是一头鹿”的时候，并非是指“我”敏捷、快速、逍遥自在等等，而是说“我”就是一头鹿。原始人的思维中没有概念，仅仅是用一个个人性的能指来代替固定的所指“我”，用不对称的差异（即非二元对立）来表达事物。
拉康认为符号来自于自然，图腾当然是最明显的一种例子。当今各国的国旗、国徽等也往往以自然为标志：日本的太阳旗，加拿大的枫叶，伊斯兰教对星月旗，等等。我们从外部世界的自然存在物中得到视觉映像，内化以后产生意象的功能，外部世界是无意识作用的基础，它从外界进入人的无意识也就决定了无意识的形态和它的功能。
拉康对语言和符号作了区分：符号是“物体的衣裳”，它有的是感觉的性质，而语言则已经消除了这些特点。语言与符号形成互补优势，一个明晰，一个含混；一个立足于抽象，一个则以具象为主；一个立于明处，一个则站在它的背后（储备银行）；一个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依据，一个则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
拉康认为，语言其实是符号的一种释放，符号中的具体形象性在语言的运作中已经被消除，特别是在思维中，概念替代了意象，使符号中原有的自然成分失去了。拉康说，语言使存在成为一个欲望的空壳（我爱、我恨、我喜、我悲，这本来应该是具体的个性的，现在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在符号级中，意义被放逐了（此意义应该是个别性的、个人化的），所存在的只有语言的替代品和隐喻。我说话，我思考，都要使用这些替代品。那么，我的思考与说话也就成为不现实的（不是我真正的心里话，或者我已经没有心里话了，因为我的欲望和表达都是他者的）。语言是无意义的这一思想是颠覆性的。
弗洛伊德曾用儿童的“归去来”游戏（Fort!Da!game）来说明符号的作用。弗氏发现他的小孙子在做一种有意思的游戏：他把布娃娃扔出去，喊道：“走了”（Fort），然后又把它拉回来，喊道：“回来”（Da）。弗氏认为，儿童已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母亲肉体的离去是无法抗拒的，他只有接受语言（Fort!Da!)作为不能满足的欲望的替代品，用大喊大叫来表达他的欲望。他在接受语言作为慰藉时，不能不看到，语言本身不过是符号的空缺，也就是经过阉割的主体结构（无个性、无自我的主体结构）。如此一来，人类的状况被标明为一种永久的“需求”（存在者再多也满足不了“存在”的需求——饮鸩止渴）
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个文明的世界就是一个由语言创造的理性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然和个体的欲望目标被排除在局外。在拉康的现实级中，凡是现实的其实都是经过阉割的，所以它是“合理的”，这也就再现了弗氏现实原则的意义。
现实级的第一个要点：它是自我（moi）对于客体世界所投射的一种主体知性感觉，是建立在主体的“真实性”理解上的一种解释。主体之知，如前所述，是一种虚假的知性，所以它对现实的知性也只可能是片断的、零散的。所谓真实性（reality）的绝对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现实级的第二个要点是：它以能指为中心（即以语言为中心），在我们的文明中，语言与现实已经在同一个位置了，同处于“诸神”之位，但是语言不能完全取代现实，它只在符号级才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而在现实级就有了非语言的存在，有语言所无法企及的“现实”（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我们听人演讲一个伟人的事迹，明明知道讲的人没有见过亲历过所讲的那些事，但还是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其他史料会保证它的真实，而其他史料就是拉康说的“语言”。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关于这个伟人的能指，而历史上的那个曾经生活过的伟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固定的认识的，即使有，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绝对的再现。语言（史料）替代了客体（伟人的事实）。
第三个要点是他者性。我们使用的语言是先在的他人的语言，用此语言来思维、交流，来认知和表达情感。所以他者的欲望很容易被我们当作自己的真正的欲望。拉康认为，主体的需要是特殊的（衣食住行各不相同），而主体的要求是绝对的（“不满足”是相同的），两者之间的分裂不可避免。主体一旦获得语言之后就会滥用权柄，把自己的需求公开化，变成“要求”，由此个体的决定权转向“他人”的决定权，要求的主体性已经变成了“他者
性”。
关于实在（现实）、想象、幻相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拉康用花束之图来探讨：
（图略）
图中有两面镜子，一面是处于左边的凹镜XY，一面是处于中间的平面镜A，在平面镜的左边，有一个柜子，上面是一束花，下面倒放着一个花瓶，平面镜的右边的图像表示镜中出现的像。
从光学理论上说，在平面镜上所成的像被称为虚像，就如镜像，其最大的一个特征便是我们能够看到它。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像是实像，我们的内眼无法看到它，只有借助于某种仪器，譬如通过平面镜映像的方式，才能把它反映出来。通过凹镜折射，可以产生实像。图中柜子之下的花瓶，正是通过了凹镜的折射之后，产生了一种花瓶的实像，随后通过平面镜的映像，最后才在平面镜中出现了花瓶之像。对于光学理论中实像与虚像之间的这种区分，拉康认为，这正是说明实在与想象之间区别的最好证明。实像属于“实在（现实）级”范畴，由于不会在我们的意识域中出现，故无法为我们所见。虚像（镜像）属于“想象级”范畴，必定出现在我们的视域之中。
在精神分析学中，分析实践发现，在许多精神病患者身上，实在与想象往往混合在一起。拉康说：“在一种成年的长期性幻觉型精神症中，有一种‘想象级’与‘现实——实在级’的合并，它是精神症的整个问题”。在上述花束之图中，原本处于柜子之下的花瓶最终出现在柜子之上，并与花的镜像合并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看似真实的花束插在花瓶之中的画面，正是说明“现实—实在级”与“想象级”合并的最佳材料。花瓶原本处于柜子之下，并且被柜子藏在里面，故不可能被处于柜子右边的平面镜所映现，于是，可以肯定的是最
终出现在平面镜中的花瓶之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花瓶的虚像或镜像，而是一种幻相的镜像。关于花束与花束的镜像，拉康分别用a和a'来表示，说明这是一种典型的想象（镜像）关系。关于实在的花瓶（幻相花瓶）与幻相花瓶之镜像，他分别用i(a)和i'(a)来表示，说明这也是一种镜像关系。i(a)是什么呢？它是源自镜像的“理想自我”，处于幻相的领域。而i'(a)则是幻相花瓶在平面镜中的镜像。如果想象之像与幻相之像同时出现，那就构成了幻觉。“幻觉”就是本来属于幻相的东西跑到了心理现实中来，这样一来，不但幻相性东西与现实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而且，主体开始把幻相性东西当作了现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幻相控制了现实。拉康说：“就主体在其分裂本身中实现自身而言，现实是由幻相所支配”。
问题是，当我们说i(a)和i'(a)之间也是一种镜像关系时，是不是在说，实在之物可以通过镜子映现出来，或者说，实在可以通过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这样来理解拉康的“现实—实在级”概念的话，那么显然就不对了。“实在”是一种永远不会现身的东西，一种永远不会来临的东西，既无法用想象的方式使之呈现，也无法用其他什么方式使之呈现。它更多地作为一种缺场、一种背景、一种参照在起作用。
“现实—实在级”是一种不会现身的彼岸，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永远是一种扭曲了的像，一种改头换面了的东西。对象根本上是一种对象之缺乏，对象总已是对象替代或对象代理，因为真正的对象是不会现身的。
“幸福”是有的，但你看不见，你看见的只是它的替代品，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它”。
拉康的无意识理论
拉康首先必然面对这样一个难题：语言符号系统与无意识孰先孰后？因为对精神分析学来说，无意识的优先地位是不容否定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生来就有两种本能即生的本能
和死的本能，欲望因素不过是生的本能的组成而已，它也是为了维护自身存在和生命延续而形成的。生与死的本能都是无意识性的，人的欲望也是无意识的。而结构主义的宗旨又在于说明，语言符号系统是先于个人存在的社会系统，个人的意志行为只能被社会符号体系所左右。这两种见解似乎互相矛盾，却同时存在于拉康的学说中。索绪尔曾经提到过无意识（即所说的混乱观念）先于语言。
概念或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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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音像或能指
横线表示“混乱概念的无穷状态”；
纵线表示“语音的模糊状态”
在这方面，弗洛伊德也持相近的见解，他在《释梦》中已经认识到语言符号在梦中的作用，梦中有象征符号、字母等表现，他用来作为解释梦的根据，这个方法称为密码法（Cipher Method）他据此指出前意识吸引意识的性质可能与语言符号的记忆系统有关。
拉康与他们的不同是并不认为无意识先于语言，他主张用语言来说明无意识同时也用无意识来说明语言。
大多数人的观念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代表：意识=语言，也就是说，语言是思维的直接表现。而拉康的公式可以简化为语言=无意识。
拉康认为，语言的先在性无庸置疑，在人出生之前已经有了社会的符号系统，它是法律（law）的化身，人生下来就无可挽回地置身于语言符号这张无形的大网之下。
拉康认为，无意识与语言是并行发展的，它们之间在作用机制方面有共同之处。我们可以把拉康无意识与语言之间共同的作用机制分析如下：
语言的作用在于其符号的表示性，即用一个符号来表示某种在符号系统中并不存在的东西。符号是实在的、可感的、有形的，但是所表示的却是无形的存在，无法捉摸的观念。当然，拉康所说的不是外界事物的物质性存在，而是由符号所代表的关于事物的观念。正如前述，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这两者之间是任意性的联系，只是用符号来追踪表达一个“并不在场”的存在。当我们说“山”这个词时，具体的山脉、山岭都不存在，只有山的概念，这个“山”其实是无形的，而有形的只是符号。所以在这里，语言符号不过是一个替代品，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再现”的过程，那个不在场的就是所指，语言符号的实
在是能指，能指在追索所指。用索绪尔的著名公式表示，即是S/s。上面的大S是符号即能指（signifier），下面的小s则是符号表示的观念，就是所指（signified），语言的工作机制当然就是借助可以表示之物来表达未在之观念。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指示，也是表达。拉康认为，在无意识领域中的情况与此完全一样，无意识也是一个封闭系统，它具有的是一种与能指相同的对于被压抑（对意识来说既不在场）的内容的追忆。它的差异、再现和踪迹最初是在一岁半以前所出现的，是当时的视觉和字母所留下的印象。因此，它的出现过程也与语言中的所指、能指之间的关系相同（无意识——梦中的字谜般的符号或情节——细节是能指，它所指示显现的是被意识压抑的心理内容）。
拉康把索绪尔的s/S公式颠倒为S/s，以突出能指的至上性。
索绪尔把所指置于能指之上，并不是一个随意的行为，他想强调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所谓“得意忘言”），如他所说：“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观念至上论，即观念（概念）总是优于且主导着感觉。
拉康突出能指的至上性，就是对传统观念至上论的反对，强调能指的至上性，也是众多后结构主义者的共同特征。
索绪尔认为，s/S公式中间的斜杠“/”并不代表一种阻隔，主要表明两者的结合只是任意的，而不是一种内在的天然关系。而对拉康来说，S/s公式中间的斜杠的存在，却具有一种阻隔作用。两者之间既非确实的一一对应关系，也不是一对多的多重对应关系（一词多义），而是一种临时的、不牢靠的、不确定的偶遇关系。但他又强调偶然性不等于任意性。
索绪尔认为能指是一种差异性的单位：河/海；昼/夜；男/女；善/恶；等等。拉康进
一步发挥，认为能指就是差异本身，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说一能指与另一能指有别，也就是说一能指的在场意味着另一能指的缺场（晴/雨；饥饿/饱胀；战争/和平）。拉康称，“能指是一种关于缺场的象征符号”（她上穿T恤，下穿沙滩裤，就意味着连衣裙的缺场）然而，一旦说到缺场，它已是一种在场，一种“作为缺场的在场”（组合是显性的，聚合是隐性的。李尔王的两个年长的女儿的恶，提示了缺场的小女儿的善的在场）。拉康的能指概念其实是在场（形式）与缺场（内容）的“统一”。“母亲”这个第一能指指向的是不在场的“父亲”。
拉康认为，作为意义性的无意识在压抑中可能消失，同时，作为感性形象的存在却未必能完全压抑，它们可能产生移动，找到自己的替代品——形象和语言。形象首先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就像在儿童时期的幻想一样，所以儿童在认识文字之前就会看连环画，先有形象思维以后才有理性思维。最早掌握形象的人类就以神话这个形象的世界来代替无意识的混沌。所以卡西尔把神话思维（Mythical thought）作为从无意识到语言思维之间的过渡，他把神话思维的特征归为形象性，这种思维同时也产生了早期的诗和隐喻，甚至可以看作艺术与审美的来源。
这个过程在人类历史进化中是很清楚的，正像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所揭示的那样，神话产生于一些原型的意象，如四季轮回、太阳、水、火等意象的反复出现，都是思维从形象进化到语言的过程（中国文字从象形到形声）。这种形象性表现于语言的发展过程，在拉康的学说中，就是由最初的字母（lettle）和幻想的形象（image）发展为意识的语言系统过程。
既然无意识有语言式的结构，那么无意识是否也与语言一样运作呢？拉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在无意识运作中，它的主要活动方式恰能与语言中的隐喻和换喻（转喻）成为对应，暗中已经承认和遵从语言系统的活动轨迹。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虽然被压抑到地下，但它总是能够返回来干扰和折磨人的意识。例如梦、某些失常行为如口误、误读、误置等等都可以追溯到无意识的痕迹。弗洛伊德通过梦来研究无意识，在他看来，梦是无意识愿望的象征性实现。但是在梦中，无意识不能以直接的本来面目呈现，而必须以独特的形式改头换面，因为在梦中，警惕的自我（ego）仍然在工作，它审慎地检查着梦的每个画面和信息，为了不使我们惊醒，无意识必须掩盖、扭曲和软化梦的意义，从而使梦变成一种需要破译的象征性文本。通过分析，弗洛伊德得出梦的两种工作机制是“缩合”（condensation）和“移迁”（displacement）的结论。在梦中，一大批意象会被压缩成一个单独的合成的形象，例如将战争的恐惧、婚姻的破裂、金融危机的冲击、亲人的离去等复杂的情感经验压缩为一座房子的倒塌的意象，这是缩合；又或者把对一个姓“Crabbe”（克雷布）的人所怀有的进攻性冲动发泄到一只crab（螃蟹）身上，这就是移迁，即是把一种经验从一个对象移置到另一个对象。弗洛伊德进一步论证，梦的这种“缩合作用”和“移迁作用”与无意识过程的机制是一致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认为这种“缩合”与“移迁”与人类语言的两种基本活动——隐喻与换喻具有相似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拉康提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的”观点。拉康把语言学上的隐喻与换喻同无意识的“缩合”和“移迁”过程协调起来，认为“缩合作用”就等于“隐喻过程”，“移迁作用”就等于“换喻过程”。
缩合作用是指：一个心理表象向自我表现出诸个联想系列，这个心理表象就处在这些联想系列的交汇之处。从心理能量观点看，这个唯一表象的心理能量是由属于这诸个联想系列的诸能量之和提供给它的。
隐喻是基于相似性之上的能指的替换，在语言中，这种替换常发生在具有语义相似性关系或具有同音异义相似性关系的两个词项之间。例如用玫瑰隐喻爱情，瘟疫隐喻战争，1949隐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拉康用S表示能指，s表示所指，那么用“玫瑰花”代替“爱情”的隐喻图式就可表示为：
假如S1=“爱情”的音像，s1=“爱情”的概念；S2=“玫瑰”的音像，s2=“玫瑰”的概念；那么，当“玫瑰”隐喻“爱情”时，它就变成了“S2/s1”的关系。
由此可见，隐喻过程仅仅是能指之间的替换，S2替换S1从而构成新的意义，玫瑰花的概念s2被排除出去。
拉康认为，无意识过程中“缩合作用”的能指替换具有同样的结构与机制。例如梦境中“房屋的倒塌”这一词项（S2/s2）代替潜隐的词项“婚姻破裂的恐惧”（S1/s1），即：“S2/s1”，与上述“玫瑰指代爱情”相似。
能指S2替换能指S1，s2的所指被排除出去，与隐喻的结构与机制是一致的，因此，拉康认为缩合作用=隐喻过程。
同样，“移迁作用”与“换喻”具有同样的机制与机构。
移迁是这样一种心理事实：一个心理表象的重点、兴致、强度脱离开这个表象本身以过渡到另一些不怎么强烈的表象，这些不怎么强烈的表象是通过一个联想链与第一个表象关联的。
换喻也是一种能指替换，只是这种能指替换的关系并不具备相似性，而是有着邻接的关系。如用帆代替船，用房屋主人的名字代替房屋本身，使用上面那样的能指/所指图式可以表示为：
帆的换喻：
S2（…S1）
s1
“帆”不能孤立地指称“船”的概念，而必须与“船”本身同时出现或与“船”联系起来才能有效地起到换喻作用，并且“帆”这个能指本身就包含、指涉着“船”这一能指，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此在“帆”的这个换喻中，S2和S1是同时作为能指的。
在移迁作用中，我们会看到与换喻同样的结构与机制。例如在梦中对一只螃蟹（crab）的攻击实际是隐含了对姓Crabbe的人的一种攻击性情绪，即表面上的螃蟹（crab）这一词项(S2/s2)代替的是潜隐的姓Crabbe的人这一词项（S1/s1）。与换喻有着一致的结构，因此拉康认为移迁作用=换喻作用。
拉康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不仅是因为无意识靠隐喻和换喻来工作，而且也是因为，像后结构主义者眼中的语言一样，无意识不是由种种符号构成的，而是由能指的运动构成的。
拉康认为无意识和语言一样是由各个能指的运动构成的，欲望就仅仅是一种能指符号，没有尽头地从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运动，它们的所指、意义则由于被压抑而无法接近。因此拉康说无意识是“所指在能指之下的滑动”（sliding of the signified beneath the signifier）,是意义的不断淡化和蒸发，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现代主义”文本，是无法阅读的。
拉康对爱伦·坡《被窃的信》所做的结构分析体现了拉康的无意识意义显现与语言的意义显现具有同构性的理论，《被窃的信》的情节结构很好的反映了意义是如何在能指符号的位移和转换过程中被产生出来。
根据拉康的抽象概括，《被窃的信》可以作为一个表现能指符号的逐次位移而使叙述得以完成的故事来读：王后在内室中读信，国王突然进来，王后本能地不想让国王看到此信，镇静地将信翻过来，故意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使国王未起疑心。但D大臣却识破了王后的秘密，用一封外表相似的信覆于王后的信之上，当着王后的面换走了那封可疑的信，从此掌握了王后的把柄。这是第一个场景，被拉康称为原初场景。接下来的故事是，王后差遣警长去D大臣那里把信偷回来，警长殚精竭虑，无功而返，只得请大侦探迪潘出面。迪潘拜访D宅，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同样用一封相似的信换回了D大臣放在最显眼处的被窃的信。这是第二个场景，拉康认为第二个场景是对原初场景的重演。
国王
↗ ↘
↗ ↘
王后 ←←←←←←D大臣
警长
↗ ↘
↗ ↘
D大臣 ←←←← 迪潘
在这个三元结构中，第一个主体什么也没看到，这是国王，这是警长。第二个主体看到第一个主体什么也没看到，并且使第一个主体因为他所隐藏的东西而受了骗，这是王后，是第二个场景里的D大臣。第三个主体看到本该隐藏的东西不被隐藏地放在那儿，谁要拿就可以拿走，于是将它掉包，这是D大臣，也是迪潘。
在这个故事里，信的内容始终没有交待，我们不知道寄信人是谁，也不知道信的意义是什么，它仅仅是一个能指，它的所指，也就是它的意义始终是一个有待填充的空缺，是一种欲望的象征。然而，随着这一作为能指的信从第一个场景位移到完全同构的第二个场景，两个场景中所涉及的人物的主体角色也被相应的建构起来，这些人物随着信这一能指的移位而相互交换位置，并相应地改变其主体身份。作为能指的信在这个故事中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元素，随着能指的移动，故事得以展开，意义也得以显现。因此拉康说：“能指的移动决定了主体的行动，主体的命运，主体的拒绝，主体的盲目，主体的成功和主体的结局。”
拉康指出整个故事是一个隐喻结构，它是关于“欲望的结构分析”，也就是欲望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追索这封丢失信件的过程，其实是欲望满足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对于精神病症状的治疗过程。因为处于力比多作用下的人总是要呈现出某种精神的兴奋状态，是需要得到治疗的。
拉康的这种分析方法与弗洛伊德有着明显的关联，弗氏把欲望实现说成是追索一个客体的过程，客体失去了，引起人的欲望挫折。明显的表现于儿童的“性器前欲”（pregenital）阶段的第一个口腔欲期（the oral phase）中，由于母亲把胸脯移开，使得儿童吸奶的欲望不能实现，于是，产生了对于失去的客体的追求，直到重新能吃到奶，儿童才不再哭闹，
因为欲望得到了满足。弗洛伊德认为“丢失”也是一种精神病症状行为，他说：“这种行为一方面表明人们对这个东西的评价较低，或者反对它的存在，或者对送他这个东西的那个人有反感，或者通过这种症状行为赋予这个东西特定的意义。”
弗洛伊德所指的“丢失”无意识行为可以追溯到儿童时的一种心理，即上述“归去来”游戏。这是由于母亲不能满足儿童的欲望，使儿童在幻想中产生一种可以自由支配母亲的行为，这种情结会在无意识中保存下来，表现为儿童有意丢失自己的玩具，然后再把它拿回来。在这一失一得之间，儿童的心理得到安慰。拉康在《失窃的信》中所表现的心理也是这样，信的丢失与人物的无意识活动有关，它的得与失是主体欲望作用于客体的表现，这是它的意义真正所在。
信作为能指是代表无意识的，起隐喻作用，是它对于主体发生作用，于是它也是一种控制力量，对信的角逐有着对权力角逐的意味。比如大臣就想以信作为一种控制力量来对付王后，而王后则极力想摆脱这种控制。不仅对于他们两人是如此，就是对于迪潘来说也是同样，他在得到信的同时似乎也就得到了一种控制王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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